最高人民法院对河北省人民法院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司法会议几个政策的总结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河北省人民法院1949年11月司法会议几个政策的总结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法院：
司法部转来你院1949年11月司法会议几个政策的总结，经研究结果，认为全文观点、方法结论大体上与政策总的方向相符合。推查原件对量刑问题的基本认识上写道：“我们的司法政策，是坚决镇压反动及破坏分子，保障国家与人民权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绝非片面。”似将
“宽大与镇压相结合”作为一般司法政策，其实这一政策只是对于反革命性犯罪的政策，并非对于一般犯罪皆可适用之政策。又查一般群众的婚姻问题，夫妇感情不好，已达到非离婚不可的程度，自不能因其有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而不准其离婚；但原文写道：“因夫妇感情不合，与他人发
生肉体关系而提出离婚者，应判决其离婚。”可能使人误以“自己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为获准离婚之理由”。此两点应予提出。
附：河北省人民法院司法会议几个政策的总结
关于量刑问题
一、对于量刑问题的基本认识
我们的司法政策是坚决镇压反动及破坏分子，保障国家人民权益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绝非片面。量刑问题是具体贯彻政策的基本的一环。对这一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经过研究文件及结合具体案件的讨论，使我们更明确了一步。
二、量刑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由研究文件，转入具体案件量刑的讨论时，开始仍局限一、二个具体条件上，特别是仅在犯罪程度大小上打圈子，不知应如何考虑，如何确定，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起来，后经继续深入研讨，体会到量刑，应先从国家人民的利益上出发，从政策上着眼，再结合具体条件，辩证地分析比较
，衡量轻重，作出最后判决，这是量刑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反对粗枝大叶，机械地片面地主观臆断。
三、量刑的条件
第一，先决条件。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证据不重口供，禁止肉刑、不许指名问供。”要量刑得当，判案判地好，必须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以客观冷静的审讯工作与细密的调查研究工作相结合，先把事实弄清，再分析判定，否则就一定会犯错误。
第二，主要条件。甲、在主要条件的考虑上首先应从政策上去考虑，紧紧地把握住“公益重于私益”与“严惩首恶，教育胁从”的基本精神，结合具体条件分析判断，如果抛开政策去判案，就要犯错误。乙、其次，要倾听群众意见，善于把群众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作为判案量刑的根
据，对群众认识不到，或认识不足的问题，要善于向群众解释，等待群众的觉悟，这样就不会使政策与群众对立起来。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从群众中来的，是一致的。如果群众对于我们政策办法接受不了，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正确的处理，否则就会犯错误。
第三，具体条件。甲、应从犯罪原因、动机和目的上分清其犯罪性质是敌人政治性的犯罪，抑是一般个人受旧社会遗毒的犯罪，还是工作上的错误，犯罪的性质不同，量刑上亦应有原则上的区别。乙、应从其犯罪方式、经过、程度及结果上弄清其应负的具体责任，也就是要分清其犯罪
是否主动被动，首要次要，有计划的还是偶然的，应负责任大小等问题。丙、犯罪的时间与空间的考虑，即犯罪当时当地的情况，及判刑当时当地的情况的考虑，刑势变化了，量刑上亦应有所区别，例如对顽伪伙会等犯案，在战争胜利以前与战争胜利以后，应有所区别。丁、对犯罪者的出
身、成份及年龄的考虑，我们反对唯成份论，同时也反对照顾这些必要的条件。
关于婚姻问题
一、对执行婚姻政策应有的认识
第一，我们的婚姻政策，包括结婚和离婚的自由，以男女双方是否自愿为结婚离婚的标准，但离婚如有一方坚决要求离异亦可离婚，任何人不得强迫干涉。我们在执行婚姻政策时，必须要反对一切强迫干涉结婚自由与离异自由的制度和行为。凡是干涉、强迫、买卖、童养媳等封建婚姻
制度，我们必须废除，与此类似的行为必须纠正。
第二，我们的最终目的，固然是要达到完全的婚姻自由，但由于封建的婚姻制度所依附的封建剥削制度，以及群众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摧毁的。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教育过程。我们必须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情况以及群众不同的觉悟水平，逐渐地去实施
，保守与急躁都是要不得的。
二、几个问题的处理原则
第一，军属离婚问题。处理军属离婚问题，应根据婚姻法规定处理，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根据下列原则处理。（1）顽伪组织人员参加我军后，对方提出离婚者，应按军人离婚问题处理。但结婚时，如有强迫霸占或其他类似非法行为者，可以批准离婚。（2）军人长期无音讯，经
政府判决离婚，或未经政府判离即另行改嫁者，军人回家不应寻追，但愿回来的亦不加限制，要耐心向军人作好教育工作。（3）军人开小差后，女方提出离婚，不以现役军人论，如已判决离婚，即便男方归队，政府亦不应撤销原判。（4）荣军离婚问题，同样应本着巩固队伍的精神，对
荣军多加照顾，女方提出离婚时，应耐心向女方进行教育，如确系根本感情不和，或荣军不能尽夫妇义务时，应批准其离婚，但应配合荣军局向荣军作好说服动员工作。以上是处理军属离婚问题应掌握的原则，不作宣传，处理这一问题，应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严防怕麻烦、拖延和简单从
事等偏向发生。
第二，干部离婚问题。对干部离婚应以革命观点从发展的前途上去看这一问题，现在有些干部还看不惯，说“群众搞不通”。群众搞不通，我们可以说服教育群众，干部搞不通是从封建落后的观点出发，是不对的，或者说“过去感情不错”，感情也是发展变化的。婚姻是感情的结合，
一方坚决提出离婚，就可以判离。离婚是不能坚持双方自愿原则的，但我们也必须反对“杯水主义”，有的干部为了达到离婚目的，给对方扣帽子。这是不对的。但这也是个教育问题，不能因此即不批准其离婚。
第三，一般群众的婚姻问题。一方面应坚持婚姻自由，另一方面应照顾家庭团结和睦生产。（1）离而复合问题。这问题是由于工作粗枝大叶所致，“宁合不离”与“即离即不能复合”的思想，是违背婚姻自由原则的，都是不对的，应纠正。（2）“通奸”问题。通奸是违法的，但“
通奸”一般的是由于旧婚姻制度不合理所造成，除对剥削阶级及流浪分子摧残妇女的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淫乱行为应予处罚外，对事实上已经存在之婚姻关系，应承认其为有效。对群众的自由恋爱，不能因其在恋爱过程中发生肉体关系（当然不应该）即限制其结婚。因夫妇感情不
合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而提出离婚者，应判决其离婚。离婚后与任何人结婚不能限制。所谓“相奸者不许结婚”是一种旧的观点。通奸是不对的。基本解决办法是贯彻我们的婚姻政策，单纯的限制与惩罚，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产生副作用。但在执行时不能太机械。（3）童养媳。童
养媳是一种封建的婚姻制度，违背婚姻自由的原则，要严格禁止。但在灾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条件下，不得已而童养媳者不要过于追究，将来女方提出退婚时，政府应批准。（4）买卖婚姻。一般的买卖婚姻，要根据清案工作初步总结中指示的原则处理。灾区群众生活困难，结婚时要些粮食
，或其他款物，不要追究，对贩卖人口者，严予禁止。灾区或城市因生活所迫，不是感情不合提出离婚者，应结合民政部门与区村政府帮助其生产自救，这是个群众观点问题，必须慎重。
第四，离婚带产问题。（1）对土地所有权问题，要明确肯定地宣传一人一份。原则上女儿出聘、寡妇改嫁、妇女离婚，要准其带走，但执行时，应根据双方家庭的经济生活及发展生产的原则解决。（2）城市妇女离婚时，个人的财产个人取回，双方共同经营所得的财产，合理分配。
如系工商业，可由男方折成一部分粮款发给，但一般贫苦市民离婚者，应照顾双方生活，由双方协议解决。（3）烈士老婆改嫁。烈士的土地财产，如无公婆子女者，可以带走，如有公婆子女虽已分居，除将自己的一份土地带走外，对烈士的土地财产，为了照顾其公婆子女的生活，可由双
方协议解决。（4）土改前结婚者，离婚时根据以上原则处理，土改后结婚者，如女方的一份财产尚未带到婆家，离婚时如取回自己的私有财产外，不应带走一份。
如何贯彻保障人权政策
1．目前各地侵犯人权的现象，虽还相当严重，但这是进步中的缺点，只要我们努力，是可以逐渐克服的，同时应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封建社会的余毒，它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才能肃清。
2．保障人权的贯彻中心环节，是解决干部思想问题，必须与各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建议党政领导机关及其他部门重视这一问题，从上而下的贯彻政策，经常对干部进行民主教育。
3．司法干部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严肃立场，无论任何人犯罪，都必须根据政策原则，予以处理。要敢于坚持真理，遇有原则分岐意见不能统一时，要报上级司法机关处理。
4．目前凡是存在乱捕、乱扣、乱罚违反政策的地区，当地领导机关及法院应认真检查纠正，对违反群众利益严重，为群众所反对的干部，应由民政部门处理或交法院依法予以处理，并对有关群众进行赔偿道歉、抚慰工作，以挽回坏的影响。必须纠正单纯从组织制裁上解决问题的偏向
。
5．今后各级人民法院应以严肃态度接受人民对干部的控告，如确系犯法行为，应依法认真处理，不得借故拖延，要广泛向群众宣传，使群众知法掌法，对各级干部实行监督。
6．除现行犯外，严禁区村随便抓人扣人，遇有重大的嫌疑犯必须逮捕者，应事先将具体材料报县以上公安司法机关批准，按照法定手续逮捕，并立即送县，发现正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地富及奸特分子，要立即逮捕送县处理，不得纵容。要耐心教育区村干部防止“民不举、官不究”
的自由主义态度。
7．对调解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时，对民事双方当事人严禁扣押，对轻微刑事犯，亦不得随便扣押，有逮捕、扣押之必要时，应立即连材料送县，不得擅自处理。
1950年1月11日
关于隐私权界定的问题
梁志刚
内容摘要:当今社会,隐私权已广泛地被人们所意识到,在法律上得到了重视.但就其界定还未达成一致,表现在:对隐私的范围认识不清;隐私权的主体难以确定;对其性质没有正确认识.所以我们有必要对隐私权的有关问题做出准确而合理的界定.
关键词： 隐私 隐私权 界定
一,关于隐私权客体界定的问题
隐私权的客体即隐私。对隐私的界定，由于民族文化,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异,法学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隐私”一词来源于美国,即英文中的“privacy”，从“privata” 演化而来,意思是指与他人无关的私生活范围，在美国现行法律体系中,隐私实质是一种范围非常广的概念，因而并没有任何一部立法或其他文件对隐私权作出明确而具体的定义，1995年10月美国商务部电讯与信息管理局发布的关于隐私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白皮书中认为隐私权至少包括以下九个方面：(1)关于私有财产的隐私；(2)关于姓名与形象利益的隐私；(3)关于自己之事不为他人干涉之隐私；(4)关于一个组织或事业内部事务的隐私；(5)关于某些场合不便露面的隐私；(6)关于尊重他人不透露其个人信息之隐私；(7)关于性生活及其他私生活之隐私；(8)关于不被他人监视之要求的隐私；(9)私人相对于官员的隐私。[1] 由此可见,在现行美国法律体系中隐私“已涵盖了个人及个人生活的几乎所有环节，同时也将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已成为现代社会保护个人利益之最全面,最有力的‘借口’和‘手段’”。[2]美国法律体系中关于对隐私的界定为世界各国研究隐私起到了借鉴作用，究其内容来看，对隐私的界定必须把握住以下三点：首先，隐私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能代替具体事物或人的行为，只能是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信息。隐私，本质是一种信息，一种属于私人的排他性的不愿为他人知晓或干涉的信息。例如信件,记事本等，这些本身并不是隐私，只是其中记载并反映出来的信息才是隐私。再者,年龄,身高,体重,心理疾病,女性三围等具体的个人人身性数据,以及个人嗜好,投资,收入,行踪等非人身性数据信息。其次，隐私应包括绝对个人隐私和相对个人隐私。所谓绝对个人隐私是指纯个人的，与一切非本人的他人无关的信息。如：前面所提到的人身性数据等.所谓相对个人隐私是指由于某种关系如夫妻关系，合同关系等与特定的他人相关的应为他们共同支配的共同保护的隐私。如夫妻性生活,家庭关系等是典型的相对个人隐私。为了方便与统一起见,我们可将二者合称为私人信息。再次，隐私应当是一种合法的，不危害到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事物或行为的信息。
二、关于隐私权主体界定的问题
有关隐私权主体界定的问题,在法学界也有争议存在,概括而言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隐私权的主体只包括自然人；[3]一种观点认为隐私权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4]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死者也享有隐私权。[5]以上三种观点必须有出处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三种观点的分歧在于法人和死者是否享有隐私权。
1、法人是否享有隐私权的问题
认为法人应享有隐私权的学者的根据在于法人与自然人一 样，都具有属于自己的不愿或不便为外人所只或干涉的私人秘密。所以金立琪教授曾对隐私权下定义为“指公民和法人对某个人秘密或企业法人秘密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6]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对二者加以分析，结果便不争而明:隐私权“是在新闻媒介过多的侵入人们的私生活领域，人们的生活遭到过多地另人难以容忍的干涉情况下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摆脱他人的干扰(to be alone)，从而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净土(peace of mind)，在此基础之上使人保持心情舒畅，维护人格尊严”。[7]从中可以看出，隐私权的宗旨在于保持任的心情舒畅，维护人格尊严。首先，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权，是“存在于权利人自身人格上的权利，亦即以权利人自身的人格利益为标的之权利”。[8]人格权最明显之特征在于其非财产性，因而隐私权也具备了这一特征。而企业法人的秘密则是与企业法人的经济利益相挂钩，是企业的一种财产。其次，隐私权受到侵犯后，构成一种人格伤害，内心的不安。而企业法人的秘密受到侵犯后会构成企业经济利益的损失。可见，企业法人的秘密是一种商业秘密，所以其不应当性享有隐私权。
2、关于死者是否享有隐私权的问题
这个问题虽在法学界很少被论述，但仍然存在着争议， 有争议的地方都值得去研究。有的学者认为死者应当享有隐私权，其理由是：公民死后有全对其生前的隐私权继续予以法律保护，是符合人类普遍的，合理的要求，因为如果公民知道其隐私在起死后将被公布于众就会在心中引起不安。[9]有的学者认为死者不应享有隐私权，其理由是：一,死者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不能有任何权利，自然包括隐私权；二参考《俄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得出，死者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没有权利提出诉讼；三,对死者隐私权保护的内容是隐私，是一种利益，是死者近亲属的感情和名誉利益。对死者而言，生命已不存在，利益与不利益已没有意义。但死者生前的隐私与其近亲属密切关联,构成近亲属的感情因素或名誉利益的一部分，揭露死者的隐私，很可能使生存的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这样队死者隐私的保护，就是保护死者生存近亲属的名誉。[10]两种观点都认为死者的隐私应予以法律保护，但角度不同。前者认为死者应享有隐私权从而予以法律保护；后者认为应将死者的隐私作为起近亲属的人格利益与名誉来予以法律保护。笔者认为，既然死者的隐私应予以法律保护，但是作为什么权利来保护值得探讨。在现实生活中，属于死者的应予以法律保护的内容不止隐私一个，还包括名誉,尸体等。在法律体系中虽有个别规定对死者的某些事物给予保护，但是由于死人这种主体的特殊性，法律应当对属于死者的不应被侵犯的事物给予统一的规定，作为一类非权利的法律保护的对象，受到不法侵害时起诉权当然归于最直接受到伤害的人即死者的近亲属，这样便合理且可行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三,关于隐私权性质界定的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专门的隐私权,在民法通则人身权一节中也没有对隐私权加以规定，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试行)(1998)第140条中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的名誉权的行为。”由此可见，我国法律中使隐私权从属于名誉权。然而在理论界已基本达成一致:隐私权应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名誉权和隐私权进行研究与区分。所谓名誉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的社会评价”，是对社会评价所享有的保护和禁止他人侵害的权利。可见隐私权与名誉权有明显的区别:一，隐私权的内容是不愿或不便他人干涉的个人信息或私人事务等，而名誉权则是对个人人格形象产生的一种社会评价的保；二，对隐私权的侵害并不一定造成名誉即社会评价的影响,有时还可能提高其社会评价。三，名誉不可分享，只是纯个人的社会评价，而隐私则相反。所以，隐私权应当作为一种平行与名誉权的人格权。
综上所述，隐私权应当界定为：自然人所享有的一种不愿或不便他人获知或干涉的私人信息的支配和保护的人格权。最后需要赘述的是由于我国民法体系中隐私权还尚未被规定，所以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编入民法典中是我国立法工作急需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see,endnote 9 , privacy and the NII.参见如下网止：hppt://www.ntia.doc.gor/ntiahome/privwhiteper.html。
[2].郭明瑞，《民商法原理(一)》（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48页。
[3] [6].郭卫华，《人身权法典型判例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5--17页。
[7].[美] 巴顿卡特等，《大众传播法概要》（M）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75页。
[4].[5].[9] 王利明，《人格权法与新闻侵权》（M）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版415.454--455页。
[8] .[11] 梁慧星，《民法总论>》（M） 法律出版社2001版 126--128页。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23--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