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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作者： 冯明超

审查判断证据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审查证据的证据能力，这是解决证据适格性问题。合法取得的证据才有证据资格，才能作为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二是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即证据事实对案件事实有无证明作用以及证明程度如何。在同一案件的适格证据中，往往既有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也有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甚至在同一个证据中，既有对被告人有利的内容，也有对被告人不利的内容；既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也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客观、全面地分析证据的证明力，如果只是简单地采信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那是不客观的、不全面的。特别受贿案、强奸案，在“一对一”的情况下，简单地采信被害人、行贿人的陈述，或被告人的供述都是不正确的，容易纵容犯罪或冤枉无辜。应当将被害人的陈述与被告人的供述，并结合其他间接证据进行分析、比较、综合，去伪存真，特别要注重对细节的分析，看细节能否陈述清楚，是否符合逻辑，前后是否存在矛盾之处，证明方向是唯一的，还是多维的。

笔者结合自已代理的一桩盗窃案谈谈证明标准。
彭州市检查院，指控被告人胡志高从1989年至1985年6月及2003年7月期间作案26次，盗得彭州市国税局、粮食局、电力局、市政协等25家单位现金37781元，国库券8800元以及价值人民币9260元的照相机、手机等物品。
一审彭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做出了（200）彭州刑初字第135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胡志高犯盗窃罪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2000元。

胡志高不服彭州市法院判决，委托冯明超律师向成都市人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辩护人经过阅卷和调取证据后认为。
一、彭州市法院认定胡志高犯盗窃罪部分事实不成立，缺乏证据支持
一审法院认定胡志高盗窃第八项到第二十六项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据有：被受害人的报案、财物被盗的现场勘查、财物被盗的证人证言、成都市公安局指纹鉴定。前三份证据只能证明被受害人财物被盗的事实，是谁盗窃的？无法证明是胡志高盗窃的。第四份证 “成都市公安局指纹鉴定”， 虽然鉴定是胡志高指纹，但这仅针对送检的检材而言。如果送检的指纹不是从案发现场提取的，这份鉴定结论就没有证据力，而本案恰恰没有最关键的指纹提取笔录，故成都市公安局指纹鉴定书只能证明检材是胡志高的指纹，不能证明是胡志高在盗窃现场留下的指纹，更不能证明就是胡志高实施了盗窃行为。这些证据的证明力达不到严格地刑事证明标准。
二、彭州市法院奉行的是有罪推定
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胡志高实施了第八项到第二十六项盗窃行为，奉行的是有罪推定。一审法院承办法官的逻辑是：现场被盗了，指纹是你的，不是你偷的，你说是谁偷的？一审法院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认定了胡志高实施了第八项到第二十六项盗窃行为。辩护人冯明超认为按照证据裁判原则，光有被盗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胡志高实施了盗窃行为，即使现场留有指纹也只能证明他去过现场。到过现场不等实施了盗窃行为，更何况无证据证明这些指纹来自现场？
三、彭州市法院认定的盗窃数额有错。第一次到第七次盗窃的物品都是使用过的物品，盗窃数额是按被害人陈述确定的，明显不妥。按照是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五项和第九项的规定，没有委托价格事务所进行估价，也没有有效的购货凭证，一审法院认定的盗窃数额有错，最终导致量刑畸重。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胡志高供述2003年7月25日在彭州市新兴电管所盗窃现金约600元，被害人张勇证实被盗现金是6000元，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从“有利于被害人”的原则出发，宜就低以上诉人胡志高所供述的盗窃金额认定此次盗窃的数额。所以，原判认定上诉人胡志高盗窃金额部份有误，上诉人胡志高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上诉人胡志高盗窃数额有误的上诉.辩护理由成立。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作出（2006）成刑终字第382号判决：
一、撤销彭州市人民法院（2006）彭州刑初字第135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志高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编辑: 陈雅文，时间：2006年12月16日。本案辩护人冯明超律师联系：（028）88057681，139 809 99 179)


“私产”入宪与“原罪”赦免

自从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一个中心的理论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就是认为只要将生产力提高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就等于抓住了中心,就完成了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将党的基本路线通俗地等同于“GDP”的增长.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判断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及其党政领导干部能力和政绩大小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GDP”的增长速度.这种唯”GDP”论的观点,导致了党政部门工作思路的偏差,比如一说到对外开放，就机械地将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经济发展的目标，甚至将招商引资的指标层层分解到各个部门甚至官员个人头上，搞出了“合同利用外资”、“协议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等即使专家也莫名其妙的新鲜名词，这也是大量存在假外资，假外商，假合资现象的重要原因。现在又有新的理论，要快速提高本地区GDP数值,必须大力扶持和发展民营经济，而发展民营经济，就要对其原罪予以豁免。如果仅仅限于特定阶层的一厢情愿也还罢了，毕竟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阶层都有正当的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然而作为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代表的某些地方政府，却用正式文件的形式肯定了“原罪豁免”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2003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出台了《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这一被称为30条的红头文件第七条规定，对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改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如果普通百姓还是弄不明白其中的隐藏含义的话，河北省某位领导的讲话就说的很明白了。这位领导在出席省“两会”时，鼓励民营企业放心大胆创业，这位领导说,司法机关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要理直气壮的保护，对侵犯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事情要坚决予以纠正，河北省不再追究民企“原罪”，政法部门不得“超过时效”算“旧账”。
令人注目的是，这一文件的出台，是在中共中央提出宪法修正案建议，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即将讨论将对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纳入宪法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某些担心和疑虑。民营企业原罪的一概豁免是否符合宪法修正案的精神？是否符合公平公正等法治社会的价值理念？不考虑某些民营企业原罪性质是否可以豁免而豁免，对其他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是否公平？对民营企业原罪豁免，对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犯罪行为是否也要豁免？这里不谈一个省政府是否有权制定这样一个文件的主体资格问题，不谈这一文件对民企原罪豁免的依据“在追诉期内，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改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是否符合罪行法定的刑事法律原则，也不谈这一规定的实施是否会造成与民众正义价值观念的冲突可能导致的社会对立。这里只是想要阐述的是：民营企业“原罪”问题不仅仅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行贿受贿、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问题，也不仅仅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备过程中管制法规不合理导致的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非法生存”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相当数量民企“原罪”的形成，不是由于不合理的管理制度逼使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犯罪”，而恰恰是为了侵吞国家财产、掠夺社会财富而与腐败的政府官员相互勾结而有意实施犯罪，这种类型的犯罪，侵犯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则，背离了基本的道德准则，是不能予以赦免的。一个省级政府出台这样一个文件，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个敏感而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审慎的论证和多方协调，任何简单而轻率的办法都将背离良好的初衷，特别是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
正如秋风在《“原罪”与权力》所言，“今天我们所说的民营企业家，其实是一个相当混杂的群体，我们可以对这个群体从多个角度进行一些粗略的分类。比如或许可以将民营企业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社会最底层崛起，一直活跃于民间、主要靠自己的企业家才能而发财致富的民间企业家；另一类则是曾经掌握权力、或者攀附上权力，而主要借助权力以垄断特权或掠夺国有和民众财产等手段获得利润的特权企业家。-----------普通民众对于（民间企业家）这种赦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普通民众不会嫉妒财富，只怨恨那些不义之财，也即某些依靠权力或攀附权力、从而靠权力寻租或借用权力进行赤裸裸的掠夺所获得的利益。民间企业家为了获得生存权，也不得不借用权力，但他们主要还是靠企业家精神创造财富的；而特权企业家却以权力为企事业的基础，并且依靠权力肆无忌惮的掠夺国有资产和民众资产。因而，这些特权企业家的行为显著地有悖正义与理性，他们的行为及时不合法的、也是不正当的，也即中国人通常所说的伤天害理，因而民众对其反响强烈。”（摘自《南方周末》2004.2.12）
对于民间企业家，比如同样在河北省的大午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孙大午而言，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当时的土地制度、金融体制制度的束缚，受到诸如公安、工商、税务等行政部门不能公正执法的待遇，如果以今天的各种法规标准来衡量，大午集团从创业初期就有很多“非法”之处，包括启动资金、卫生条件、土地、税收等各个方面，而这正是金体思念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现实。大午集团因而触犯了不合理的金融管理秩序而被判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于这类不合理的法律制度造成的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正如这位河北省领导所言：“发展民营经济除了在资金、项目上给与一些支持外，更重要的是给与民营经济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民营企业家享有完全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赋予民营企业家以充分的创业和经营自由，改革和完善不合理的旧的、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法律制度才是根本途径；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坚定地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退出某些领域的不合理管制，放弃某些权力，用复杂的制度设计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范围及运行规则，这才是政府解决民间企业家“原罪”问题的根本之策，而不是仅仅“赦免”的问题。
而对于“特权企业家”而言，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及其民营企业“嘉阳集团”，其累积的巨额财富，并不是在受到不合理的法律制度的束缚，在受到政策的歧视，在受到不公正的行政执法待遇背景下获得的，而恰恰是依靠黑社会手段打、砸、抢、诈、欺获得的，依靠对权力的收买官商勾结获得的，依靠对法律的公然蔑视和违背而获得的。对这类“特权”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不管是他们最初起家时靠暴力手段获得的“第一桶金”，还是用“第一桶金”中的收入投放到权力市场中获得的更多桶的黄金，都具有非正义性质，不会由于第二桶、第三桶及至第N桶金远离了“第一桶金”而具有了合理存在的理由，不光要清算第N桶金的罪恶，更要清算“第一桶金”的罪恶；不光要惩罚其现罪行，更要追究其“原罪”。
有人提出了奇怪的论调，民营企业有“原罪”感，所以他们不敢发展，害怕追溯，害怕出头，甚至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对经济发展不利，所以对他们的原罪要一律“赦免”。诚然，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备，离不开私营经济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旧制度和旧法律冲击，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逐步完善起来，对所有性质的经济成分一视同仁，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待遇成为民营企业家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将对私有财产与其它财产加以平等保护的内容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最重要部分提出，堪称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最重要的宪法成果。但是，对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并不等同于对特权企业家侵吞国家财产，掠夺大众财富犯罪行为的宽恕，对这些罪行的赦免，就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背叛。2月13、14日连续播出的山东省某县农机公司，武汉冠生园食品厂的案例，生动说明了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是如何流失，成为所谓民营企业家原始积累的组成部分。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是对全部“赦免”说的有力回击。

裴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