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教授、主任




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令人欣慰、令人振奋，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新曙光，特别是看到了村民自治建设的新曙光。
　　一、乌坎事件有其全国性的制度根源，它的合理解决也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
　　乌坎事件的根源和核心实际是村民自治问题，事件获得合理解决的最大关键也正是在于肯定了通过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合法性，即对村民自治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肯定。虽然这一“临时代表理事会”将来肯定会为正式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所取代，村支部将来也会重新选举产生，但是，如果没有意外，乌坎村的“村民当家做主”肯定就会从此建立起来了。
　　虽然“乌坎转机”本身还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同时更对深化村民自治改革、彻底落实和保障村民自治、普遍实现“村民当家做主”具有全国性的示范和先导意义。
　　这是因为，乌坎事件的爆发不仅有其特定的具体根源，而且更有其全国性的普遍根源。这种根源就是：村民自治在颇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落实。在许多地方，不是村民自治，而是村民被治。在村里真正当家做主的不是普通村民，而是村支书或村长及其助手。这些人利用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上下勾结、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严重侵犯村民的切身利益，在全国范围内导致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众所周知，乌坎村事件也是因为村支部和村委会大肆侵犯村民利益而爆发的。
　　不仅如此，这种“村民被治”和村民利益遭到严重侵犯的现象，实际还有其更深刻的制度根源。
　　不难想象，如果遵循民主程序，当几乎全村13000名村民都起来反对村支部和村委会时，只是通过平和的改选就足以解决问题了，根本就不可能爆发如此严重的官民对峙和警民冲突。那么，为什么这种原本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情又把地方政府牵涉进来了，形成了那么大的风波，以至于高层领导都不得不介入呢？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比较直接的制度原因来说，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村干部专横、掠夺、村民被迫奋起反抗的对抗局面，一是因为村内选举被少数人所操纵，选举是假选举，或者是选举舞弊很严重，致使“村民当家做主”无以实现，真正实现的只是“村干部当家作主”。二是因为没有设计和安排村级分权制衡体制，以至于每次或真或假的选举产生的都是握有不受制约权力的村干部，他们在两次换届选举之间就是村级独裁者，这就使之有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权力，通过侵犯、侵占、侵吞村民的利益而发财，然后再用这笔不义之财向上贿赂地方官员，以谋得其对自己连任的暗中支持，向下对村民实行贿选，以直接实现当选和连任。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权钱结合的低投入、高产出、可持续的特殊利益的生产线，以至于相当数量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都对此乐此不疲。
　　那么，我们再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许多村级选举会被少数人所操纵、以至于许多地方都是“村干部当家作主、村民被治”的现象呢？在这里，除了纯粹地方性的原因外，也有两种深层次的思想原因和体制原因。
　　一是没有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村民当家做主的关系。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历史惯性下，仍然缺乏放手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放手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思想准备，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以党治民”、“以党控民”，想以党的系统直接控制社会细胞，控制到村和居委会，想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通过村支部直接掌控村级权力。这就必然会与村民的自治权发生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出现自上而下地干预、操控村级选举、破坏村民自治的种种不良现象，必然会使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从而使村级腐败和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使村民与严重腐败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的矛盾越来越大，使农村的（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使原本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问题越来越扩散为了官民关系、党群关系、警民关系问题，也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害。这次的乌坎村事件显然也是这种思想惯性、体制偏差及其普遍逻辑的具体产物，因而也是全国诸多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具体案例。
　　二是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必然导致严重恶果。现在的乡镇级和县级选举基本上仍然是走形式，这种形式上的选举之后形成的权力结构又不是分权制衡的，而是高度集中的，这就使之也成为了不受制约的权力。村级权力与乡镇级、县级权力紧密相联，这就很容易出现这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上下勾结、相互利用、以权谋私、共同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利益较多的城乡结合部等涉及土地问题的地方，就更是如此。这同时也使县级以上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通过县级和乡镇级权力一直连结到村级村权力，从而形成一个长长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链条，而这个利益链条的基础就是自上而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体系，这个利益链条所要鲸吞的也主要是农民的土地利益。为什么有些人总想以村支部剥夺农民的自治权？恐怕以此攫取巨大的土地利益更是其中的深层原因。这就更与党的性质和任务背道而驰了。至少在客观上，剥夺农民的自治权最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这是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这样，通过这种或长或短的利益链，一方面，上面的腐败官员得以通过腐败村官从村民手中攫取非法利益，而且经常是获得整个非法利益的大头。另一方面，腐败村官也得到了党政机关中的有关腐败官员的撑腰，从而既能“顺利当选”、“连选连任”，又能在大多数村民的反对和抗议中“巍然屹立”，因而也就可以持续不断地攫取非法利益而又不遭殃。我们在乌坎村事件中看到的实际也是这种现象。将来事件查清后，更可以具体地证明这一点。这就进一步表明，乌坎事件是有其全国普遍性的制度根源的，因而也是全国同类事件的一个缩影。
　　乌坎事件的这些全国普遍性的制度根源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在一系列的思想偏差、体制偏差和体制漏洞下，村民自治仍然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以至于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村干部当家作主、村民被治”的乡村专制体制；于是，“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共同祸害村民的事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
　　由此，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对乌坎村事件的合理解决中，充分尊重和肯定村民自治，支持和帮助村民当家作主，从而也开始调整了党的领导与村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也就不能不具有了全国性的示范意义和先导意义。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它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良好开端。它是在危机中打开的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由此发展下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将开始进入新阶段。
　　二、农民民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导致村民自治的新发展，先进地区的新发展必然预示和引领全国新潮流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沿地区。先进地区历来都是首先出现发展中的新问题的地区，又都是首先解决这种新问题的地区，因而也是开风气之先和引领历史潮流的地区。这在世界范围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这在解决新问题的新方向、新思路、新方法方面是这样，在从根本上解决新问题的制度建设方面也是这样。这也使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具有了全国性的示范意义。
　　乌坎事件的出现和合理解决无疑有其较先进地区的特殊根源，这就是农民民权意识的较早觉醒和相对较高的维权能力。
　　我特别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的下述事实：
　　从1970年至今年，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已经连任此职长达41年之久。他是乌坎村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他在讲到村里的土地问题时就曾公开说过：“我想给谁就给谁，想不给你就别想拿到”。最近几年来，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将村里的几千亩（一说上万亩）土地陆续贩卖出去，卖地所得达7亿多元，而给村民的补助款只有550元，其余全被当地官员和村干部所私吞。薛昌和十几位村干部都盖起了被村民称为“别墅”的二层楼。他也成为了一些市府官员的“财神爷”和座上宾。
　　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乌坎村民似乎也形成了对于这位长命书记的路径依赖。四十岁左右的村民从懂事起就知道“薛昌是村支书”。村民们对这位长命书记的贪赃枉法多是默认和容忍。虽然他们从未见过选票的样子，但村里却总会贴出告示，宣告薛昌又成功连任村支书了，其间的舞弊可想而知。今年他又“做票”造假，声称自己以85％的得票率当选人大代表。多年来，村民对此的反应多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做你的官，我赚我的钱”。这就默认和纵容了薛昌等村干部的专横与贪腐。
　　这正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村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村干部。但当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觉醒后，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近几年来，村民们越来越意识到村干部们正在对村里的土地玩“监守自盗”的把戏，越来越感觉必须起来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直到今年，村民们才从外出打工返乡的乡亲口中、从网络上有关民主选举的报道中了解到，原来宪法和法律已经确认了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而，他们又在较为先进的大环境中，继续学习和加深了对于民主的理解。
　　由此，“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就成为了村民们的一项主要诉求。
　　由此，在集会游行中就出现了“还我人权”、“ 反对独裁”、“开放选举” 等横幅。
　　由此，就出现了富有理性和政治智慧的井然有序的维权抗争。只是在被激怒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不理性行为。
　　由此，才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民主选举产生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从而真正开始实现了乌坎村的“村民当家做主”。
　　由此，整个乌坎事件才得到了一个赖以获得具有全国普遍意义的合理解决的基本前提条件。
　　这就表明，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较高水平的基层民主的发展正是较先进地区首先出现的新事物。
　　虽然现在在较后进地区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村民自治，但其经济社会根基显然不如乌坎村所在的广东地区深厚，它所达到的水平也都不如乌坎村。
　　乌坎村的这种民主发展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基层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而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于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也顺应了这种历史大潮，合乎了人心所向，实现了重大突破。由此，这种先进地区的官民结合的新变革也就不能不成为了我国村民自治建设和整个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曙光。
　　三、“乌坎转机”在我国宪政民主建设中的主要意义概括地说，这种意义至少有三条
　　一是它再次启示我们，正如小岗村实行的承包制是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一样，乌坎村实行的“村民当家做主”的基层民主也是解决现阶段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
　　诚然，面对群体性事件，不再以“对手思维”去解决，而是以“认真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的诚恳态度去解决，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确实是非常之好，非常令人欣慰，而且也有全国性的重要示范意义。但是，既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导致矛盾积累和激化的主要根源，那就更应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着手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而不是总是不得不去充当疲于奔命的救火队。
　　所以，在广东省合理解决乌坎事件的各种新型举措中，最根本、最有长远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举措，就是打破了“必须以村支部为中心”的事实上的禁忌，充分地尊重和肯定了村民自治。这在实质上已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的实质也正是彻底实现和保障村民自治，即毫无保留地尊重、支持和保障“村民当家做主”。
　　“村民当家做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农村的具体形式，就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无疑应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广。唯有如此，曾经向农民承诺的“社会主义天堂”才能切实降落到人间，当年农民群众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才能得到应有的报偿，无数为解放人民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才能在地下安眠，执政党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合法性也才能够得以恢复和重建。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农村真正有效地构建起和谐社会，才能大幅度地减少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也才能使党政机关恢复其本来应有的秩序与安宁。
　　二是它启示我们，落实村民自治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即解决好农村地区的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的生产队为什么不搞民主？队长不合格就淘汰，社员应该有权利，现在有些干部权力大得很，包办选举，几个人说了算。所以现在农村有霸，出霸王。”（《邓小平年谱》，第379页）
　　他更指出：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218页）
　　他还明确指出：“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邓小平年谱》第685页）
　　邓小平所说的“党政分开”实际还包括了“党与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分权”这个重要内容。他说：过去“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他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把那些各级领导机关“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放在下面，放在……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这样就能使这些事情“可以很好办”。（《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287页）
　　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这些内容已经为解决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基本指南，这就是：
　　（1）农村应该实行民主选举，实现村民当家作主，杜绝村霸现象。
　　（2）农村应该实行村民自治，自行解决问题，而不是党去包办代替，更不是党在农民头上强迫命令、称王称霸。
　　（3）党的农村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村民当家作主。
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国营商业体制和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同意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贯彻落实。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要精心指导，组织商业、供销部门切实抓好。各级财政、税收、银行、物价、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要密切配合，不断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为了进一步深化商业改革，还要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
，把商品流通搞活、搞好，保持国内市场的繁荣稳定，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

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的意见（1987年4月23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业体制改革取得了成绩，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和经营环节减少的商品流通格局，在落实国营商业小型企业“改、转、租”，探索新的商业形式，以及发展横向联合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促进了市场的活跃、繁荣。但是
，由于中国式的商品流通模式正在探索之中，已经进行的改革尚不完善，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国营商业企业活力不够，“大锅饭”未真正打破，自我发展能力薄弱；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运行机制不灵；政企职责不分，调节手段不够等。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要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区别行业特点和企业规模，实行多种管理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发挥国营
商业在市场上的主导作用。具体意见是：
一、努力增强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活力　　近几年来，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包括批发企业）推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虽有较大进展，但企业活力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需要进一步改革。
（一）改革的重点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大中型商业企业、饮食服务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承包时要认真搞好财产评估，基数要订得合理。对企业承包后多得的利润，要注意防止过多地转到生活消费上去。为搞好这项改革，应相应改革领导体制和分配、劳
动制度。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起中心作用，对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全权负责。逐步建立适合企业特点的、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的工资分配办法。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劳动制度改革的规定，对现有职工分期分批进行培训，经过培训仍不符合上岗要求的，
另行安排适当工作。
对留利水平低、确有困难的大中型商业企业，可给予适当的减免调节税照顾。具体哪些该照顾和照顾多少，由当地财政和商业部门商定。
（二）在中型零售商业企业试办租赁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择一两个零售商业中型企业进行试点，总结经验。试点采取集体租赁形式，选举产生企业管理机构，同企业主管部门签订租赁合同，并由公证部门公证，承担法律责任。原有职工除自谋职业者外，原则上由企业消化。

租赁企业所有制不变，职工身份不变。
（三）各地已经试办的股份制企业，可以继续试办，并认真总结经验。除企业之间互相参股外，今年不再增加新的股份制试点企业。
二、进一步搞好国营小型商业企业的改革继续贯彻《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单位关于一九八六年商业体制改革几个问题报告的通知》（国发〔1986〕56号）的有关政策，已经转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要巩固提高；已经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企业，可以不变，也可
以实行租赁制经营；未转未改的企业，要大力推行租赁制经营。
（一）国营小型企业实行租赁制，要从饮食、服务、修理、副食品行业逐步向百货、五金、交电、储运等行业扩展。实行租赁时，应以本店职工租赁为主，也可以向社会租赁，但都要进行公开招标。为使承租者有发展企业的长远打算，租赁期可以适当长些。
对小型租赁企业，在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两年内免征奖金税。为控制小型租赁企业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由财政部会同商业部制定具体办法，下达执行。对租赁企业除了要确定合理的租赁费外，还要规定合理的积累和分配比例，指导他们把留利尽可能多地用于扩大生产和经营，并按
有关规定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承租者对企业财产、经营负全面责任，其收入可适当高于本店职工。租赁企业要按规定交纳退休统筹金，财产要参加社会保险。实行租赁的企业，要进行清产核资。对有问题资金和商品贬值损失，经财政、银行和企业主管部门核定后，由承租企业挂帐，其挂
帐损失在租赁费中扣除。清产核资后新发生的问题，由承租者负责。
（二）原国营归口管理的集体商业企业要通过合股形式，办成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国营转为集体所有制的小型企业，占用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要按规定期限偿还给国家，偿还后的财产归集体所有，并可以吸收企业内部职工入股，实行股金分红。集体财产不能抽走，职工离店时个
人股金允许抽回。
（三）对地处偏僻、长期亏损的小门点，可以公开拍卖。拍卖小企业，按现值评估财产，并要考虑一定的“级差”收入。国营职工购买小企业后，取消国营职工身份和待遇，成为个体工商业者。原店职工，愿意并经同意继续留店工作的，不再保留国营职工身份；不愿留店的，允许自谋
职业，或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安排工作。原有退休职工，由购买者按当地人民政府规定交纳退休统筹金。与拍卖有关的财务问题，按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三、深入改革国营批发商业
国营批发体系要由国营批发公司、工业自销网络、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商社集团等多种形式组成。经营实体主要在市、县，同一城市同一行业允许存在多家独立、平等的国营批发企业。为保证宏观指导和调节有秩序地进行，在交叉经营的同时，要有适当商品分工。
（一）大中城市的国营批发企业要根据商品生产社会化、专业化的要求，因地制宜进行改革。批发企业内部可以专业划细、分部经营核算，可以按商品组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可以试办松散型的企业集团。交通方便、经济比较发达的县（市）专业批发

企业可以批零兼营，其他县（市）的专业批发企业可以改为综合批发，批零兼营，有的也可以转向经营零售业务为主。兼营批发。基层食品购销站，可以实行承包经营，也可以仿照小型企业办法进行改革。
（二）中心城市的贸易中心要坚持开放和服务的原则，探索以其为常设商品交易市场的改革，创造条件逐步取代现行供应会。要根据需要发展城市批发市场、小商品市场。
（三）建立新的批发商业。在横向联合中出现的新的批发商业形式，已显示出生命力。要突破行业、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界限，通过互相参股，组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定分配的批发企业。
（四）发展多种批发方式，开展灵活经营。一是商业批发企业可以与生产企业联营，发展产销一体的厂商型批发商业。二是大中城市批发企业要建立辐射网络，可在外地设分号，或发展企业之间的联合。三是可在城市之间大中型零售企业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若干批零兼营的集团性企业
。在集团内部各企业之间互相参股，批发联利挂钩，发挥集团性企业在大城市的骨干作用。随着集团本部服务等功能的健全，逐步向综合商社发展。四是国营批发企业可以发展代理、试办经纪业务，也可以由改革后富余人员重新组合，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专门从事商品运输和结转帐
货等项代理业务，为产销双方提供服务。
（五）现有国营商业企业的仓储、运输设施可以向社会开放，组建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四、逐步进行价格改革
为适应市场开放搞活的需要，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有领导地稳步地进行价格改革。
（一）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现行以进货地批发价为基础的“固定倒扣”调拨作价办法改为顺加，即以工厂出厂价格为基础，进入流通环节，由商业批零企业按照进价加合理的费用、税金、利润，顺加作价。目前已经放开的小商品和自行车等十一种商品，实行顺加作价；属于国家定价和
国家指导价商品，要按照物价管理权限，经过批准后、结合价格调整逐步转为顺加作价。
（二）逐步拉开各种差价。季节差价原则上要能补偿季节储备期间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利润和商品损耗。要认真贯彻优质优价原则，适当拉开质量差价（包括等级差价、品质差价、新老产品差价、花色差价等），鼓励企业增产名牌优质、适销对路商品。
（三）有控制地逐步放开饮食服务业价格。放开价格要把定价权真正放给企业，由企业按政策规定自主定价。饮食服务业也要推行质量差价，拉开服务档次。
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1987年4月23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有了显著进展，为农村商品生产服务有所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已经起步，单一的经营方式开始改变，企业管理制度有所改革，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有所提高。但是，供销合作社的服务领域和服务效能还不适应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要求，经
营思想和经营方式还不适应商品交换日益扩大的需要，本身的管理制度、企业素质还不适应开放、搞活和竞争的形势。为适应城乡经济改革的形势，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要按照中共中央《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发〔1987〕5号）①文件的要求，继续深化。
一、要把供销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商业组织
供销合作社由全民所有制恢复为集体所有制工作已有进展，但认识还未完全统一，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还未完全理顺。当前要进一步明确供销合作社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真正体现社员是供销合作社的主人。为此，要在社员自愿的原则下，继续扩大吸收社员股金或采取集资形式兴办企
业。要发展农产品经营的联营制、代理制和按农产品交售量实行所得税后分红制，把单纯的买卖关系改为经营服务关系。对国家已经放开的商品，供销合作社有权实行自主经营，农民有权选择购销单位和购销方式。要严格按照社章办事，在业务经营、财务管理、领导班子的调整等方面，充
分尊重社员的民主权利。
供销合作社恢复集体所有制后，必须从全局出发，积极承担、保证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同时，在供销合作社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的前提下，各地要切实保障其独立自主经营的权力。任何部门不得平调、转移和侵占供销合作社的资金（包括公积金和各种专用基金），不得随意安排、抽调
人员，不得限制其经营活动和改变隶属关系。各级供销合作社都要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向国家纳税的制度。由于承担国家特殊任务和较大政策调整造成的损失，哪一级政府决定的由哪一级政府补偿。对过去由于调价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按一九八五年底帐面待处理损失数额，实行
挂帐停息、由中央财政减少银行的利息收入。对国家委托购销和储备的商品，由有关部门协商签订协议，共同组织实施。
二、继续完善为农村商品生产服务体系　　供销合作社要充分运用遍布城乡的网点、人员、资金和设施等有利条件，逐步建立起以产品为龙头的生产、加工、运销等多功能的服务体系。一是以县市为单位，根据当地条件，合理规划，抓住几项工农业骨干产品，实行小集中的专业化生产
。二是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者建立不同产品的生产专业协会，或按照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建立专业合作社。三是通过产销合同，提供生产物资、生产技术、储藏运输、产品加工和开拓销路的服务，逐步把分散的家庭生产同社会的大市场联结起来，使农村商品生产得以稳定发展。
对于农副产品的经营，应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方式。对于直接进入市场或工厂的鲜活商品和某些工业原料，可以实行代理制；对于某些季节生产、常年需要的大宗农产品和一地生产多地需要的土特产品，可以采取自营或联营；对于需要进行加工的农产品，要积极为农民开展代加工
、代销售业务。
要从提供信息、原材料和推销产品等方面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还可以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同乡镇企业的经济联合，兴办一些股份制联营企业，把双方的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互相促进，共同为发展农村经济服务。
现有的仓库、运输工具等经营设施，要对社会开放，开展代储、代运业务，支持农村商品生产。
三、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改革经营体制　　长期以来，各级供销合作社的所属企业大多是按行政区建立的，不适应横向经济联合发展的需要，必须逐步加以改革。要积极发展跨部门、跨地区的多形式、多层次的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多种流通方式。
彻底放开基层供销合作社的经营，增强自我发展的活力，使其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企业。一是扩大农村代购代销店和分销店的经营范围和服务项目（包括提供信息、指导生产、联结商路等），为千家万户提供综合服务。二是打破行政区的限制，把按行政区建立的
基层社逐步调整为按经济区建社，扩大经营服务能力。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兴办综合商场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三是在业务经营上，凡是基层社自己能办的，就应放手让基层社自己去办；需要县联合社办的，可以采取县联合社与基层社联营等办法，让利于基层。四是在保持各自隶属关系不
变的前提下，发展同信用合作社的经济联合，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服务。
县以上联合社应按照自下而上、自愿联合的原则办成经济实体。其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社员社的工作，保护所在地区范围内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为社员社提供业务经营、储藏运输、职工培训等服务；办理社员社无力经营的各项业务和商品储备任务；自办或联办具
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为适应区域性产品调剂、运输、储藏等业务的需要，经营服务机构应相应调整，该充实的充实，该撤并的撤并。调整后的经营机构作为联社经济实体的组成部分，发挥群体优势，增强综合服务能力。
对于某些产地比较集中的产品，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可以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专业企业联合集团，组织产销联营。在大中城市要逐步发展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发展产区和销区的直挂贸易。在经营方式上，可以联营、自营，也可以代购、代销。
无论农产品经营，还是工业品经营，都要积极推行分购联销或联购分销的经营方式，减少中间环节，合理处理利益的分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四、积极推行经营责任制，改革管理制度　　推行企业经营责任制，把企业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是调动职工积极性、搞活企业的根本措施。一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理事会主任（公司经理、工厂厂长）负责制，实行主任（经理、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和经济审计制，把任期
目标的执行情况，作为考核、任免领导干部的主要依据。二是要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责任要具体，指标要合理，组织要落实，分配要兑现。三是要结合供销合作社特点，逐步地进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要正确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积极探索适合供销合作社特点的工资总额与经
济效益挂钩的具体办法。企业内部分配，允许根据行业特点自行确定。四是对小型饮食、服务、修理和零售门店，可按国营小型商业企业改革办法试行租赁制。对于长期亏损、产不抵债、经整顿无效的基层企业，可以按照社章规定，经社员代表大会民主讨论，宣布解散或重新组合。
五、健全社章社法，坚持民主管理制度　　供销合作社作为民间群众经济组织，必须按照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制定社章社法，坚持民主管理制度，给其成员以管理权。各级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是同级供销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有关业务经营、财务管理、盈余分配、人事调整等
重大问题，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确认。理事会、监事会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理、监事会的主要领导人，在任职期间应保持稳定，不要轻易调动。
目前，不少地方试行将现行的理事会、监事会改组为社务管理委员会，要认真总结经验。管委会成员必须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作为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集体领导机构，实行主任招聘制和主任负责制。基层供销合作社管委会成员要有三分之二是农民社员，县以上联合社的管委
会成员要有三分之二来自社员社，以保证决策能反映民意，符合实际。



1987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