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对涉及修改宪法辅导读物出版管理的通知
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加强对涉及修改宪法辅导读物出版管理的通知
（2004）新出明电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国务院部委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出版主管部门：
修改宪法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备受海内外关注。编写和出版修宪辅导读物，政治性、政策性很强，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做好修改宪法辅导读物编写和出版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1、中央对修改宪法辅导读物编写和出版工作十分重视。中央修宪起草小组统一编写了《宪法修正案辅导读本》和《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八十问》两书，已指定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分别出版发行。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再擅自组织编写和出版修改宪法辅导读物。期刊也不得出版各种形式的增刊。
2、未经批准，所有出版单位不得擅自出版和发表除辅导读物外的有关修改宪法的图书、文章、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
3、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单位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各地“扫黄打非”工作部门要加大对出版物市场的监管力度，对涉及修改宪法的各类非法出版物，一经发现，坚决予以收缴。
新闻出版总署
二OO四年一月十九日
一、简要案情
1999年5月23日,公安机关对涉嫌盗窃的被告人谢某、吴某立案侦查后,又查证犯罪嫌疑人高某曾于1998年12月22日和农历11月份的一天夜里,伙同谢某、吴某等人到宝丰县张八桥村、郭岭村两户村民家中盗窃耕牛两头。经鉴定,被盗物品价值2500元。
2000年4月18日检察机关将该案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00年5月29日分别判处被告人谢某、吴某有期徒刑。判决书中亦认定高某参与犯罪并在逃。2012年2月26日,公安机关将长期外逃的犯罪嫌疑人高某抓获归案,其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二、分歧意见
本案存在分歧的焦点是犯罪嫌疑人高某的行为是否在追诉期限内,是否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高某的行为已超过追诉期限,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是,公安机关1999年5月23日的立案仅是针对谢某、吴某的盗窃行为,而不涉及高某的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高某从案发到2012年2月26日被抓获,期间没有任何法律文书显示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按照刑法关于时效及盗窃罪的相关规定,高某的犯罪行为法定最高刑为三年,经过五年不再追诉。现该案已经过十三年,不应再追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高某事实上已被立案,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是,公安机关1999年5月23日对被告人谢某、吴某立案侦查后,同时查证了谢某、吴某伙同高某实施犯罪的行为,虽然没有法律文书显示公安机关对高某涉嫌犯罪的事实进行立案侦查,但公安机关对谢某、吴某伙同高某共同盗窃行为的查证,在事实上已经说明对高某的犯罪行为给予了立案。因此,高某的犯罪行为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根据刑法关于盗窃罪和追诉时效的相关规定,高某的盗窃罪应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内判处,如果不存在时效延长、中断问题,经过5年便不再追诉。本案不存在前罪追诉期限内又犯新罪导致时效中断的情形,判断高某的行为是否在追诉期限内,关键看是否符合刑法第88条规定的追诉时效延长情形。
关于追诉时效的延长及不受追诉限制,我国刑法第88条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二是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本案不存在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的情形,高某的行为是否符合追诉时效的延长情形,主要看其是否属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即是否同时满足“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或法院受理后”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这两个条件。因高某存在实质的逃避侦查行为,判断是否过追诉期限,关键是看侦查机关是否对其犯罪进行立案侦查。
对于“立案侦查”,是指“立案或侦查”还是“立案并侦查”,实践中存在不同看法。有认为是“立案或侦查”的,也有认为是“立案并侦查”的,笔者认为应当指“立案并侦查”。首先,从法律的规定来看,既然法条没有采用“立案、侦查”的方式,那么“立案侦查”理解为“立案并侦查”是符合法律文本含义的。其次,从追诉时效的设立来看,其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督促司法机关及时对案件进行侦查,收集、完善相关证据,保障案件能够顺利得到诉讼;二是防止对一些罪恶不是十分严重的犯罪人无限期追诉,“消除公民对自己命运的忧虑”,保障犯罪人的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如果“立案侦查”是指“立案或侦查”,那么完全可能存在侦查机立案后不管不问,导致案件无限期不能结案的情形。如此,追诉时效的目的就可能难以实现。此外,立案侦查“后”应当理解为侦查“开始后”,而不能理解为侦查“终结后”,否则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订时将之前的“采取强制措施”改为“立案侦查”就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侦查机关立案后,未采取任何侦查手段、强制措施,导致案件过追诉时效的,不能以“时效的延长”为理由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当然,立案侦查是一种司法行为,必须由相应的司法程序、司法文书组成,需要相应的证据材料做支撑,如制作立案报告书、采取强制措施、上网追捕等。否则,应当视为没有立案侦查。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经常遇到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存在漏罪、漏犯的情形。因深挖漏罪、漏犯是侦查机关的义务,也是对侦查行为的必然要求,对漏罪、漏犯原则上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另行立案”。如果对犯罪包括漏罪的侦查涉及到了漏犯,就应当认为已对漏犯进行立案侦查。否则,容易导致追诉时效延长的扩大化,从而使遗漏的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
具体到本案,虽然没有任何法律文书显示之前公安机关对高某进行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但对谢某、吴某伙同其盗窃耕牛进行侦查、起诉并判决的事实,已经说明高某的犯罪事实已经被立案侦查,司法机关并未放弃对高某犯罪行为的追诉。因高某同时存在实质“逃避侦查行为”,高某的行为未过追诉期限,属于追诉时效延长,不受追诉期限限制,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