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酒泉市政务大厅管理办法（试行）》和《酒泉市政务大厅行政审批违规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通知
甘肃省酒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酒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酒泉市政务大厅管理办法（试行）》和《酒泉市政务大厅行政审批违规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通知(2005/07/20)
2005-7-20 酒政办发〔2005〕11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驻酒各有关单位：
为了加强酒泉市政务大厅的管理，确保政务大厅顺利运行，市政府制定了《酒泉市政务大厅管理办法（试行）》和《酒泉市政务大厅行政审批违规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两个办法已经市长办公会议和酒泉市政务大厅协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现将《酒泉市政务大厅管理办法（试行）》和《酒泉市政务大厅行政审批违规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OO五年七月八日
主题词：政务公开 管理制度 通知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委组织 部、市工商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质监局、市药 监局
酒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5年7月11日印
校对：魏 炜 打印：马 勇 共印30份
酒泉市政务大厅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保证酒泉市政务大厅(以下简称“政务大厅”)的规范、高效运行，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根据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政务大厅是市人民政府设立的面向社会公众办理行政审批项目和其他服务事项的机构和场所。
第三条 政务大厅遵循“勤政、廉洁、高效、便民”的宗旨，实行“集中审批、统一收费”的运行机制和“六个公开”、“六件管理”、“六制办理”的运作模式，并实行限时办结、首问责任、一次告知等制度和自动化办公，为投资者、企业和个人办理各种审批和服务事项。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市委办、组织部、政府办、人事局、监察局等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政务大厅协调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政务大厅建设和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设立市政务大厅管理中心，主要职责是：
1、制定政务大厅管理机构业务运行和人员管理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2、对审批项目的运转情况进行协调、督查，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平行审批的事项进行组织协调；
3、对进入政务大厅的部门窗口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管理、考核，组织部门窗口规范、高效、优质服务；
4、受理当事人对窗口及其工作人员服务质量、效率等方面的投诉、处理；
5、利用政务大厅网络推介项目，搜集投资合作信息，为国内外客商和市、区企业牵线搭桥；
6、完成市委和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政务大厅管理中心建立党支部和团支部，分别隶属市政府办公室党总支和团支部管理。
第三章 项目管理
第五条 市政府各部门所负责的行政审批事项，凡是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以及审批关联度大和收费多的事项，原则上都进入政务大厅办理；部分不具备条件的项目或审批频率低、社会关联度小的事项暂不进入政务大厅办理。
第六条 对进入政务大厅集中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政务大厅负有协调督查的责任，各部门应服从政务大厅的协调，并接受其督查。
第七条 已经进入政务大厅集中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其他服务事项，各部门不得在原单位受理。
第八条 各部门需要对进入政务大厅的行政审批事项和其他服务事项进行调整、变更的，应及时报告政务大厅管理中心，由政务大厅管理中心提出意见后报政务大厅协调领导小组批准。
第九条 各部门对进入政务大厅的行政审批事项和其他服务事项，应依法制定相应的办事流程，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授予窗口工作人员相应的审核、批准权限。
第十条 进入政务大厅的行政审批事项和其他服务事项，都应实行“六个公开“，即办理项目的内容公开、办事程序公开、政策依据公开、申报材料公开、承诺时限公开、收费标准公开。
第十一条 进入政务大厅的行政审批事项和其他服务事项，实行“六件管理“制度，即按即办件、承诺件、联办件、报批件、补办件、答复件六类进行管理，按照《酒泉市政务大厅行政审批项目办件规则》办理。
第四章 首席代表
第十二条 在政务大厅设立办公服务窗口的各部门，应向窗口派遣代表本部门负责行政审批事务的首席代表。
第十三条 首席代表是部门窗口负责人，由派遣部门正式任命并充分授权，代表本部门行使行政审批权，对授权范围内具体审批事项有相应处置权。
第十四条 首席代表应具备国家公务员或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身份，熟悉本部门行政审批业务，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第十五条 首席代表在窗口工作期间接受本部门和政务大厅管理中心的双重领导。首席代表在窗口的工作时间应不少于一年。因特殊情况需暂时离岗，应指定临时代表顶替。
第十六条 首席代表的主要职责是：
(一)代表本部门在政务大厅行使授权范围内的行政审批职权，指导本部门窗口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并对本部门负责；
(二)代表本部门在政务大厅办公服务窗口负责即办件的审批，负责承诺件和上报件的协调、督促，代表本部门参与联办件的协调和办理；
(三)负责本部门与政务大厅管理中心的联络协调工作，协助政务大厅管理中心做好本部门窗口工作人员的管理工作；
(四)负责本部门政务大厅办公服务窗口审批专用章的管理和使用。
第五章 窗口及工作人员
第十七条 各部门在政务大厅设立办事窗口，代表本部门办理具体审批事项。
第十八条 各部门应根据窗口工作实际需要向政务大厅派遣常驻工作人员(统称“窗口工作人员”)，派驻人员数量由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确定。
第十九条 窗口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国家公务员或法律、法规授权行使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在编人员身份。
第二十条 对窗口工作人员实行双重管理，人事工资关系和福利待遇不变，业务由各部门领导，日常工作由政务大厅考核管理。党、团组织关系转入政务大厅党、团组织管理。
第二十一条 窗口工作人员在窗口工作时间应不少于一年，在窗口工作期间一般不再承担原单位的其他工作。各部门调换窗口工作人员或临时派员顶岗工作时，应事先征得政务大厅管理中心同意。
第二十二条 窗口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务大厅的规定，接受政务大厅管理中心的考核管理。政务大厅管理中心有权建议部门调换不称职的窗口工作人员。
第二十三条 政务大厅管理中心负责对窗口单位在窗口的工作进行年度考核，根据项目入驻情况、服务态度、办事效率等对窗口单位在窗口的工作进行综合评分，考核结果纳入政府和本部门签订的年度目标责任书，分值占20%。
第二十四条 窗口工作人员在窗口工作期间的考核，由政务大厅管理中心负责，其中年度考核意见作为窗口工作人员的年度考核结果。
第二十五条 政务大厅管理中心负责制定考核办法，加强对窗口及窗口工作人员的考核管理。
第二十六条 政务大厅实行考勤刷卡制度。办公时间为机关正常工作时间，未完事项可延续办理。
第二十七条 政务大厅工作人员要着装整洁,挂牌上岗。
第六章 审批专用章
第二十八条 各进驻部门在政务大厅窗口行使审批权时，应当使用审批专用章，审批专用章与审批机关公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九条 政务大厅审批专用章的使用具有唯一性，即审批专用章仅限于政务大厅使用，异地使用无效。对发往市内的审批批文，审批机关的任何公章均不能代替审批专用章；对发往市外或上报的审批批文需审批机关签署意见和加盖公章的，凭审批专用章的意见即到即办。
第三十条 各部门在政务大厅窗口使用的审批专用章，由政务大厅统一刻制，各部门驻厅窗口管理使用。审批专用章的启用、变更和注销，需经政务大厅核准备案。
第三十一条 除另有规定的以外，审批专用章的统一规格为直径4cm圆型印章，字样为：“酒泉市XXXX局审批专用章”、字体为仿宋体。
第七章 收 费
第三十二条 政务大厅实行统一收费制度。各窗口收取的各项费用必须通过大厅设立的专门收费窗口缴纳。窗口工作人员应向申报对象开具缴费通知书，申报对象凭此向收费窗口缴费，收费窗口将所收费用纳入财政部门为部门设立的专户管理。
第三十三条 窗口开具缴费通知书时，应严格执行物价部门审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三十四条 经批准进入政务大厅的所有收费业务必须在大厅办理。对仍在原单位收费的，按违纪处理。
第八章 网络管理
第三十五条 为适应自动化办公的需要，政务大厅建立计算机网络系统。计算机网络包括内网和外网。内网即政务大厅信息系统，由大厅根据办公需要委托专业公司研制，为窗口工作人员提供办公平台。外网面向社会提供服务，主要提供大厅简介、机构设置、规章制度、政务动态、在线评议、工作简报、投资政策等，向社会提供大厅办事指南、表格下载、办件查询等服务。
第三十六条 各窗口工作人员必须在指定的计算机上工作，未经允许不得随意使用他人的计算机；使用计算机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注意保密。
第三十七条 各窗口工作人员需有较强的病毒防范意识，不得使用盗版软件，不得为外单位人员拷贝软件，不得将大厅局域网内计算机连接Internet公众网。
第九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政务大厅施行监察制度。监察机关向政务大厅派驻监察人员，代表本部门在政务大厅行使监察职权，对窗口和窗口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监督。对擅自设立审批事项，未能按规定实施审批的，或继续在本部门受理审批的部门和人员，按照《酒泉市政务大厅行政审批违规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规定予以处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九条 政务大厅管理中心负责受理当事人的投诉和举报，并及时进行处理。窗口工作人员因服务态度等自身因素被投诉并经查确属个人过错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或经批评教育无明显改进的，由所在单位调离窗口工作岗位，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政务大厅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酒泉市政务大厅行政审批违规
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政务大厅各进驻部门的行政审批行为，提高办事效率，方便群众办事，改善投资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律、法规及《酒泉市政务大厅管理办法（试行）》，特制定本办法。
一、责任追究原则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惩处与教育相结合和实事求是、从严治政的方针，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
二、责任追究对象
在行政审批工作中，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审批职责，以致影响行政审批秩序和行政审批效率，损害行政审批相对人和公民、企业法人合法权益的政务大厅管理部门和派驻部门及其窗口工作人员。
三、责任追究内容
(一)擅自设立审批事项或对已取消的审批事项仍继续审批的；
(二)不向社会公众或申办对象公开审批内容、依据、时限以及申办对象资格、条件的；
(三)具备条件而拒不进入政务大厅集中办理或未实行窗口式服务的；
(四)不按规定会同办理并联审批事项的；
(五)不落实审批事项监管措施，或内部没有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
(六)违规收费和不合理收费的；
(七)在审批过程中推诿扯皮等效率低下，态度恶劣甚至刁难相对人的；
(八)无不可抗力原因，不按承诺时限完成审批任务的；
(九)对服务对象提出的正当要求和意见置之不理的；
(十)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受理而不予受理，又不告知理由的；
(十一)不按规定程序公开办事，办事不公道的；
(十二)不履行审批职责或违法规定程序进行审批的；
(十三)执行公务行为不文明，影响政府形象的；
(十四)对社会公众、申请人的投诉不及时查证处理的；
(十五)在审批过程中，接受审批对象贿赂的和违反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的；
四、责任追究方式
1、对已经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仍在审批的，或擅自设立审批事项实施审批、违反规定乱收费的，除责令改正外，给予部门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追究部门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当事人责任。
2、对政府确定保留和要求进入政务大厅实行并联审批和集中会审的审批事项，部门仍以各种理由在政务大厅外继续受理的，给予部门批评或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并追究部门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当事人责任。
3、对未公开审批事项内容、依据、时限以及申办资格、条件的，责令整改，并给予部门批评或通报批评，追究部门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当事人责任。
4、对不按规定办理联合审批、前置审批事项的，或未落实审批事项监管措施，或内部没有责任科室和责任人的，限期整改，给予部门批评或通报批评，追究部门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当事人责任。
5、因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不好，给行政机关和服务对象造成损害和不良影响的，给予直接责任者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停职离岗培训等处理。
五、责任追究程序
由市监察局派驻政务大厅的监察人员和政务大厅管理中心具体负责政务大厅的日常监督检查和服务对象的投诉受理及调查核实。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由监察局根据其情节轻重和错误性质提出处理建议，监察局和有关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违纪的，由纪检、监察部门受理，按照党纪政纪处分条例规定程序处理。
六、附 则
(一)本办法由政务大厅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也论债权人撤销权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
梅瑞琦*
［案情摘要］
原告：Ｊ等15人
被告：Ｈ、Ｗ、Ｗ1、Ｗ2
第三人：Ｌ
Ｈ、Ｗ系夫妻关系，Ｗ1、Ｗ2系Ｈ、Ｗ之子。1990年下半年至1993年11月，Ｈ以“打会”形式进行民间融资活动，先后收取Ｊ等15人的“会款”126639元。后因发生“炸会”，Ｈ欠Ｊ等15人的“会款”不还。为此，Ｊ等15人分别向Ｓ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Ｈ归还“会款”。从1993年12月至1995年3月，Ｈ欠Ｊ等15人上述欠款纠纷案，经法院审理先后生效，分别进入执行程序。其间，法院将Ｈ夫妇的房屋予以扣押，并在其门上张贴了执行公告。同时，法院书面通知Ｓ县房地产公司，要求其不得为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此后，Ｈ之子Ｗ1、Ｗ2提出，我们是家庭房产合伙共有人，家庭财产已经分家析产，且已将房屋卖与第三人Ｌ，并作了房屋过户登记，执行程序因此中止。Ｊ等15人又向Ｓ县人民法院起诉，称：被告Ｈ、Ｗ将所属房屋以“房产分割”方式赠与给被告Ｗ1、Ｗ2的行为侵害了我们对被告Ｈ的债权，要求确认该行为无效，并要求确认被告Ｗ、Ｗ1、Ｗ2与第三人Ｌ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
被告Ｈ未作答辩。被告Ｗ、Ｗ1、Ｗ2答辩称：房屋系我们与Ｈ共建，分家析产是合法行为，与第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也是通过合法程序进行的。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Ｌ述称：买卖房屋手续是通过Ｓ县房产交易部门办理的，行为合法有效。
法院经审理查明：Ｗ、Ｈ夫妇共建房屋13间，产权登记在Ｗ的名下。当时，对家庭建房，Ｗ1、Ｗ2均未投入资金。1993年下半年，Ｓ县“打会”活动先后“炸会”，被告Ｈ为了逃避债务，经常外出躲债。1993年11月５日，Ｗ、Ｈ夫妇与其子Ｗ1、Ｗ2达成分家析产协议，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13间房屋分给其子Ｗ1、Ｗ2各5间，Ｗ、Ｈ夫妇留了3间东屋。四被告就析产协议到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1994年元月13日，Ｗ、Ｗ1、Ｗ2分别领取了分割后的房屋所有权证。1996年5月，Ｗ父子与第三人Ｌ协商买卖该栋房屋，其售价明显低于一般市场价。第三人Ｌ明知该房已被法院扣押，仍与Ｗ父子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
［判决要旨］
Ｓ县法院认为：房屋产权属于Ｗ、Ｈ夫妇所有，Ｗ夫妇在Ｈ欠Ｊ等15人巨额“会款”未能清偿的情况下，与其子Ｗ1、Ｗ2的“分家析产”行为实为财产赠与行为，此分割房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方便居住，而是为了变卖，该行为侵犯了Ｊ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属无效民事行为。Ｗ、Ｗ1、Ｗ2与Ｌ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在Ｗ、Ｈ无效赠与房屋行为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并是在Ｊ等15人诉Ｈ欠款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后发生的，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Ｗ、Ｈ家的房屋已予以扣押，并将扣押令、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明知而仍为该房屋办理了过户手续，其行为无效，据此认定Ｗ、Ｗ1、Ｗ2与Ｌ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依照民法通则第58条第（4）项、第（7）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0条的规定，与1996年12月11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Ｈ、Ｗ、Ｗ1、Ｗ2之间的家庭房产分割行为无效，其产权归被告Ｗ、Ｈ夫妻所有。
（二）被告Ｗ、Ｗ1、Ｗ2与第三人Ｌ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被告Ｗ、Ｗ1、Ｗ2分别退还第三人Ｌ购房款8000元、38000元、36000元。共计82000元。
（三）第三人Ｌ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房屋内所有物品搬出，房屋退还给Ｗ。
宣判后，Ｗ、Ｗ1、Ｗ2不服，上诉于Ｓ市中级人民法院。Ｓ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１］
［评析］
本案的审理法官认为本案涉及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而在当时我国法律并未明确确立该项制度，因此，本案的审理法官依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4）项、第（7）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0条的规定，对本案采取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制度来处理。我们应该认为，在当时的立法情况，本案的审理法官作如此判决是值得肯定的。由于我国法律中的无效合同制度与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重合，并且本案实际上暗含了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理论的运用，因此有论者认为本案判决是创造性地运用了撤销权理论进行审判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判例。［２］
1999年制定颁布的我国合同法，不仅重新确定了我国无效合同制度，而且在第74条、75条明确确立了我国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成为我们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依据。由于债权人撤销制度与无效合同制度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亦发生重合，因此就发生了当事人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如我国有学者认为一些第三人以恶意串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可能同时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因为撤销权行使的一个要件是，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所进行的财产处分行为已经或将要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有效的债权，使其债权有不能实现的危险。而这一行为也可以做另一种理解，即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恶意串通，损害了债权人—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该学者并且认为在此情形，债权人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选择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还是无效合同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３］此种观点有其一定道理，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还是无效合同制度，为其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了解上述两项制度的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各自的适用作正确的理解，从而弄清它们之间是否存有一清晰的界限。只有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解决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
本文拟针对本案，在现行法的框架下探讨如下问题：
一、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解释适用
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有害及债权的行为，得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得以诉的方式向法院提起，所以又称为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但是其并非诉讼法上的权利，而是实体法上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74条、75条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成为我们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依据。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赋予债权人在债务人损害其债权时以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的权利，从而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债权人在如下情形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一为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但是，由于我国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在实践中运作较为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债权人撤销权的学理进行解释适用。
大陆法继受了罗马法的观念，将债务人的行为分为有偿行为与无偿行为，有偿行为的撤销，以债务人的恶意为成立要件，以受让人的恶意为行使要件；无偿行为的撤销，不要求主观要件。我国合同法基本上采取了大陆法的做法，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而损害债权时，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不以债务人的主观恶意为构成要件；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而有害于债权时，必须要求受让人有恶意，债权人可行使撤销权。不过，此时应否要求债务人的恶意，该法条则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学者认为在解释上宜作与大陆法相同的解释。
１、债务人的恶意。债务人的恶意，是指债务人为诈害行为时，须明知其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权利。债务人的诈害意思，在学说上向有观念主义与意思主义的分歧。依观念主义，债务人须明知会损害债权人的权利，以知其行为可能引起或增加其无资力状态为已足。法、日民法采此种主义。依意思主义，债务人在行为时须有诈害的意思。德、瑞民法采取此种主义。观念主义与意思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仅须债务人有消极的认识即可，而后者除须有消极的认识之外，还须具有积极的意欲为必要。债务人的恶意以其行为时为准。行为时不知，而后为恶意的，不成立诈害行为。至于其不知是否出于过失，则在所不问。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我国债权人撤销权制度采取观念主义还是意思主义，但是按照我国多数学者的意见，应以观念主义为妥。债务人在从事低价转让行为时，明知转让的价格属于明显的不合理价格，且客观上有害债权，就可以认定债务人主观上具有损害债权的恶意。债务人明知会损害债权人的权利，以知有害于一般债权人的权利为已足，无需知有损害于行使撤销权人的权利。
２、受让人的恶意。受让人的恶意，是指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受让人的恶意采取观念主义，即不以受让人具有诈害债权的意思为条件。至于受让人是否知道债务人的恶意，亦在所不问。但是，关于受让人恶意的内容，我国学者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４］：一种观点认为，受让人只需要知道债务人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便构成恶意；另一种观点认为，受让人不仅要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而且要知道此种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才构成恶意。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来看，应以第二种观点为是。但是，要求债权人证明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行为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对于债权人而言，则未免过苛。因此，只要债权人举证证明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是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即可推定受让人亦知债务人的该转让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３、转得人的恶意。一般认为，转得人的恶意，是指由受让人直接或间接取得债务人行为标的物的转得人，于转得时知悉债务人与受让人间之行为，为有害债权的行为，而不以知悉债务人及受让人的恶意为必要。关于债权人得否针对转得人行使撤销权，我国学者存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须分别情形论之，受益人为善意时，纵转得人为恶意，亦不得撤销之。受益人为恶意，于受益后，无偿让与转得人时，不问转得人是否恶意，均得撤销之。若为有偿，则以转得人亦系恶意者为限，始得撤销。”［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受益人与转得人间，或转得人与相继转得人间的行为，不在撤销之列，仅转得人或相继转得人于转得时，仅转得人或相继转得人于转得时，如知债务人所为之有偿行为或无偿行为有撤销原因者，债权人始得声请法院命其回复原状。”［６］但是，假如我们依照我国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的观点，则上述两种观点实质上为同一种观点，他认为，“所谓对于转得人亦得行使撤销权，即谓债权人对于恶意转得人之关系，得撤销债务人之有害行为，而请求债务人财产之返还，并非撤销转得人与受益人间之行为。”［７］关于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是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８］虽然我国合同法第74条对此并未做出规定，但是通说认为撤销权是一种形成权［９］，自以采绝对说，在理论上始为一贯。［１０］并且，如果允许债权人对转得人行使撤销权，作为一种债权的权能的撤销权事实上将会发生一种物权的效力，［１１］从而使得债权与物权的界限发生混淆，并可能会严重损害交易安全。因此，我们认为撤销权的行使，对于转得人的效力，为撤销效力的对抗问题。法律为保护转得人，以转得人为恶意时始得以撤销效力对抗之，如为善意，则撤销效力不及于转得人。由于我国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撤销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转得人仅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仅要求转得人于占有动产时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而且尚须符合其他要件，于转得人较为苛刻，转得人不具备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就必须返还财产与债务人。本文认为，撤销权行使之后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效果得否对抗善意第三人，不应取决于法律又无明文规定，而应综合无效法律行为当事人造成的权利外观、权利外观是否具有公信力及善意第三人主观信赖程度来加以判断。因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进而保护交易安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应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转得人仅须具备善意要件，而无须具备善意取得制度的全部要件。
在本案中，存有如下几个法律关系：（1）Ｊ等15人与Ｈ间的债权债务关系；（2）Ｈ（Ｗ）与Ｗ1、Ｗ2间的赠与关系；（3）Ｗ（Ｈ）、Ｗ1、Ｗ2与第三人Ｌ间低价转让财产的买卖关系。债务人Ｈ在执行程序中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即其已经陷入无有资力的境地，为逃避债务，先是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转让与Ｗ1、Ｗ2，后又将财产低价转让与第三人Ｌ，显然其行为已经对Ｊ等15人的债权造成损害。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在债务人Ｈ低价转让其财产时，债权人Ｊ等15人仅须证明受让人Ｌ知道债务人Ｈ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就可推定受让人Ｌ具有恶意，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即转得人Ｌ不能证明其对于诈害债权的行为没有认识，Ｊ等15人即可行使撤销权。在债务人Ｈ无偿转让其财产时，债权人Ｊ等15人无须证明受让人Ｗ1、Ｗ2的恶意即可撤销其所为的无偿行为。在转得人Ｌ非为善意第三人时，债权人Ｊ等15人撤销债务人Ｈ的有偿行为的效力及于转得人Ｌ，其须返还财产与债务人Ｈ。
二、无效合同的解释适用
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需要强调的是，无效合同与合同无效并非同一含义。无效合同是合同的种类之一，而合同无效则为合同的法律效果。无效合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除无效合同之外，可撤销合同经撤销之后，效力未定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以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等都可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我国合同法第52条虽然以“合同无效”进行表述，但其实际上就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非法的目的，或其所从事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我国学者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以伪装行为为必要，既可以以当事人通谋为之，也可以一方单独为之。［１２］我国合同法将当事人通谋为虚伪表示作为无效处理，与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的民事立法相一致，诚值赞同。但是，我国合同法将单独虚伪表示一律作为无效处理，显然值得研究。单独虚伪表示，亦称心中保留，指表意人保留真意于自己心中，而未与相对人通谋。按照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的民事理论与立法，“表意人无欲为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无效。但其情形为相对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１３］由此可见，在相对人不知表意人为虚伪意思表示情形的，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法规定不适用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以保护相对人的利益，进而保护交易安全。因此，在当事人一方单独为虚伪意思表示的，不应一律使之归于无效，而应区别相对人的知情与否来决定是否适用无效合同的规定。一般认为，因通谋虚伪表示与单独虚伪表示而引起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恶意串通中的恶意系指意思主义的恶意，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的受让人的恶意不同。关于“恶意串通”的内容，我国学者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恶意串通”实质上就是通谋，它既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以真实意思表示为之，也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从而认为第52条第2项与第3项存在交叉重合，认为二者都存在伪装的可能和目的违法的情形，其区别仅在于，恶意串通以通谋为必要，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伪装行为为必要。［１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恶意串通行为中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是真实的。［１５］从“恶意串通”的文义来看，应不限于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为真实，也应包括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的情形。但是，我国合同法的这种立法技术是不可取的。就一个完备的立法而言，其法律条文下列举的各项具体情况，就其单独的各项而言，应是互相独立，即不存在包容的关系，也不存在交叉的关系；就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应能涵盖所有符合条件需要接受调整的情况。［１６］由于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不完善，如何解释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与第3项就成为问题。本文拟结合本案对此进行说明。
在本案中，债务人Ｈ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其子Ｗ1、Ｗ2，在该行为中，被告Ｗ1、Ｗ2在对家庭建房未投入资金的情况下，辨称房屋系其与Ｈ共建，则可推定其与Ｈ间存有恶意串通，损害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的情形。债权人Ｊ等15人可依合同法第52条第２项的规定主张该赠与合同无效。如债权人Ｊ等15人若欲依同条第3项的规定主张无效，则尚须证明Ｈ与Ｗ1、Ｗ2恶意串通后为虚伪表示行为，而则对于债权人而言，较为困难。债权人Ｊ等15人主张债务人Ｈ与被告Ｗ1、Ｗ2间的赠与合同无效，该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由于第三人Ｌ明知该房已被法院扣押，而仍与Ｗ1、Ｗ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显然不属善意第三人，因而该无效的法律效果可对抗之。另外，在本案中，债务人Ｈ（Ｗ）将房屋低价转让与恶意第三人Ｌ，尚不具备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与第3项的规定，除非债权人能证明恶意第三人Ｌ于受让时与债务人Ｈ（Ｗ）恶意串通，损害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或者证明第三人Ｌ于受让时与债务人Ｈ（Ｗ）通谋为虚伪表示行为。
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因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２项或第３项的规定而有所不同。如适用第52条第2项的规定，将导致第59条的适用。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依此规定，在本案中，受让人Ｗ1、Ｗ2与债务人Ｈ恶意串通，损害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而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第三人”。此所谓之“第三人”究竟所指为谁？按照词义解释的同一性，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的行为侵害了“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此处的“第三人”应指债权人Ｊ等15人，即受让人Ｗ1、Ｗ2应将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债权人Ｊ等15人。如此法律后果，显然是无法理解的。而若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３项的规定，则不会发生如此无稽的法律后果。但是，由于本案不符合第3项的规定，因而无有第58条适用的余地，而适用第52条第2项的规定，虽能保护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但却将导致适用第59条的规定，从而发生上述难以理解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文认为将本案作为无效合同处理，从其法律效果上而言，并非妥当。
在本案中，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间恶意串通所为的无偿转让行为，损害了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但是，该行为是否可以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仍有疑问。这就涉及到第52条第2项规定中“第三人”的解释问题，此问题与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间的界限有关。
三、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界限
法律行为之撤销，有因意思表示瑕疵的，如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可撤销法律行为；有非因意思表示瑕疵的，如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从广义上看，二者都属可撤销之法律行为，而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也属广义上的可撤销合同。［１７］本文从广义上的可撤销合同的角度进行论述。
合同的生效与成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合同成立制度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治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我国合同法对于欠缺一定生效要件的合同，依其欠缺的程度与瑕疵的性质，分别予以不同的评价，将有瑕疵的合同在效力上区别为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与效力未定合同。民法对不合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何以会作出无效、得撤销、效力未定乃至完全有效的规定，此乃立法政策上的问题，亦即视其所欠缺要件的性质如何以为决定，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利益、当事人利益和第三人利益。［１８］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无效合同因其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１９］，瑕疵程度最为严重，因此不问当事人意思如何，一律使之自始的、当然的、确定的不发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所欲追求的法律后果。可撤销合同因其违反私益，瑕疵严重程度次之，因而使之可撤销，以使当事人得以以自己意识决定是否维持合同的效力，并设一定撤销权行使期间，使得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早日确定。效力未定合同因其在程序上欠缺他人的同意，瑕疵程度较为轻微，因而使之暂时不发生效力，以使第三人得以以自己意识决定是否使该合同发生法律上确定的效力。［２０］因此，在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原因的划分上，我们必须贯彻这一标准。
任何法律的制定或多或少都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维护私人利益其目的亦在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亦需通过保护私人利益而达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个别法律规定的解释适用上，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没有区别的必要或可能。在无效合同的规定中，应认为其无效原因为违反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在可撤销合同中，应认为其可撤销原因为违反法律对私人利益的维护。应予特别强调的是，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效力未定的，并非取决于法规范所保护的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人数多寡，而是取决于法规范所涉及的利益性质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通谋虚伪表示，是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不表示内心真意的假装实施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关于基于通谋虚伪表示所订立合同的效力，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法规定，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表示的，其意思表示无效。我国台湾学者认为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意思表示，违反法律行为之社会的、经济的效益，因而无效。［２１］因此，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通谋为虚伪表示所订立的合同因其违法立法政策上对社会利益的维护而归于无效。而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通谋为真意表示，诈害债权，因其所侵害的仅仅是债权人特殊的、个别的私人利益。若认为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诈害债权的行为侵害了社会利益与交易秩序，那也仅仅是间接的、反射的结果。因此，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为真意表示，诈害债权所订立的合同应认为是可撤销的，法律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使其得以以自己的意思决定是否维持该合同的效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不致受到无限度的突破。
依据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立法政策，无效合同因当事人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因而不问当事人的意思如何，法律强制规定其为自始、确定无效。可撤销合同则因违反个别的私人利益，因而法律允许具有撤销权之人依其自己的意思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以使法律行为归于无效。但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２项的文义，该项规定对于本案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通谋后为真实意思表示行为的情形也有适用的余地，这显然是与无效合同的立法政策相违背的。因此，在现行法框架下，我们应对此项规定做出目的性限缩［２２］解释，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中所指的“第三人”并非指个别的私人，而是泛指一般的人，对“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将直接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鉴于无效合同的原因为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应对本文第二部分的观点进行修正。债权人Ｊ等15人如果不能证明债务人Ｈ（Ｗ）与受让人Ｗ1、Ｗ2间所为的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及与受让人Ｌ间所谓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为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行为，就不能适用无效合同的有关规定，尽管其恶意串通所为的行为损害了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权利。此时，债权人Ｊ等15人只能援引合同法第74条关于撤销权的规定来加以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