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保护农村专业户合法权益的暂行规定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保护农村专业户合法权益的暂行规定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5年3月20日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我省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涌现的专业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带头勤劳致富，发展商品生产，对改变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力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为
了保护农村专业户生产经营的合法权益，特作如下规定：
一、农村专业户是以商品生产、经营为主要目的，以家庭生产、经营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农村专业户承包使用的集体财产和自有财产及其合法收入，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三、农村专业户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自主决定生产经营的项目、方式和规模。可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捕捞业、农产品加工业、工业、采矿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建材业、修理业、旅游业、饮食业、服务业等行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进行生产和经营，参与市场竞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限制。
农村专业户可以根据国家的政策和生产经营的需要请帮手、带徒弟，也可以聘请技术人员。专业户与受聘用人员签订的合同，对劳动报酬、劳动保护、福利待遇等，应作出规定，并严格履行。
农村专业户可以根据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遵循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专业户的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按照国家涉外经济法规的有关规定，在对外经济贸易部门的指导下，通过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等形式，参与对外经济活动。
四、农村专业户之间，以及专业户同承包户、城镇个体户和其它各种经济组织依法签订的经济合同，受法律保护。经济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发生经济合同纠纷时，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
调解或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经济合同的管理，做好经济合同的鉴证工作。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向农村专业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做好经济合同的公证工作。
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向专业户派工、派物、派款；不得利用职权或其它手段，强行与专业户搭股；不得向专业户强行借、赊、拿、占、吃，或压价购买产品；不得对专业户乱罚款。违者，必须坚决纠正，并可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六、对农村专业户的征税，要按照国家税法办事，依率计征。不得随意增加税目、提高税率；不得违反税收政策法令，擅自重复征税，擅自改变起征点；也不得擅自决定减税、免税。
七、对专业户的收费，要按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其它部门不得随意增加收费项目，任意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八、对农村专业户的发明创造和重大技术改进，应予鼓励和保护。凡符合技术发明奖励条件的，可以享受奖励；符合申请专利条件的，可以申请专利。
九、对侵犯农村专业户合法权益的行为，专业户有权抵制，有权向当地人民政府或司法机关控告。受理机关要及时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打击报复。
十、对进行盗窃、诈骗、敲诈勒索、索贿、哄抢、纵火、爆炸、投毒、破坏生产设施等侵犯专业户合法权益的案件，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要及时受理，依法查处。
十一、从事工业、商业、运输、建筑、服务等业的农村专业户，必须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照章管理。
十二、农村专业户应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认真履行对国家和集体承担的义务。要从事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建立财物制度，服从管理，照章纳税。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危害人民的健康。对偷税漏税、投机诈骗、倒买倒卖、行贿舞弊、掺杂使假、假冒商标、扰乱市场
和侵占国家、集体财物，以及破坏风景园林、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十三、对骗取国家贷款、物资，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损害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的，要依法处理。
十四、农村专业户可以按专业或行政区域成立协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活动，维护专业户的合法权益，为专业户提供信息、技术及其它各种服务。
十五、本规定同时适用于农村家庭农场、家庭林场、家庭工厂以及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和集镇的个体工商户。
十六、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5年3月20日
善意取得是指出让人和受让人之间,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而为不动产移转登记或者动产交付,即使出让人无转移所有权的权利,在受让人善意时仍可由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2007年我国出台并实施的《物权法》首次对善意取得制度作出了系统规定,条文将受让人受让时的善意、受让价格的合理和不动产已为登记或动产已为交付作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实际上,2005年7月公布的《物权法(草案)》在第111条中曾将“转让合同有效”一并纳入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范畴,但是与《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处分权人处分时合同“效力待定”的一般条款发生了文义上的冲突,引发了学者们就此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尽管《物权法》在最终颁行时删除了“转让合同有效”这一要件,但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合同效力问题并未因立法的回避得以解决,本文拟对《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下的“转让合同”效力问题进行分析。
债权形式主义下 “转让合同”效力的分析
依据债权形式主义理论,如果转让行为的当事人在转让行为时欠缺相应的行为能力,或者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存在欺诈、胁迫或者发生重大误解的事实,其所订立的转让合同需接受合同法之一般规则的调整,善意取得也因转让行为的效力瑕疵不能自然成立和适用。如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发现自己被欺诈,但放弃撤销或变更合同的权利时,善意取得制度可以适用,此时的转让合同,首先作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用以满足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要件,在善意取得构成以后,基于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转让合同在法律拟制之下变为有权转让合同,从而实现从无权到有权的过渡。
如果买受人未发现自己受欺诈的事实,首先就构成了善意取得,但后来发现被欺诈并基于买卖之瑕疵提出主张,此时转让合同因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逻辑要求,善意取得变为自始无效,应恢复原状；若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法律所禁止流通之物,则转让合同本身无效,此时也便不存在对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物权行为理论下 “转让合同”效力的分析
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逻辑推理之下,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如果所转让的物品存在质量上的严重瑕疵,或者受让人方面迟延给付价金,无权处分人能否获得权利上的救济?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物权行为理论此时表现出其在立法技术层面相较其他理论所具备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性。
作为物权法上的一项制度,善意取得本身的法律效果仅体现在所有权的取得方面,属于物权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成立在前的涉及价金的给付、物的瑕疵担保、风险承担等一系列基础交易关系的可留待《合同法》调整的债权合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买卖合同符合包括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等合同生效的各项要件被确定发生法律上效果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物权合同的生效,这好比一物两卖情形下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在我国已被大众所普遍接受,《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第1款和《物权法》第15条更是将其上升到立法的层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已无异议。同理,基于负担行为提出各种主张,并不以构成处分行为一部分的善意取得为前提。正是基于买卖合同已经生效的前提之下,我们进入处分行为的分析阶段,尽管此时的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但是依据针对处分行为而适用的公示公信原则,法律通过拟制的方式使处分行为实现了从无权到有权的过渡,善意取得也只得在处分行为阶段实现其在适用的上的可能性。而此时,如果再发现在处分行为成立之前的负担行为存在瑕疵,其合同效力也并不受当事人无处分权的影响,即使出卖人是无权处分,且无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买受人皆可基于买卖提出各种主张,适用不当得利制度加以调整和救济。
解决善意取得中合同效力难题之路径
基于上述,在界定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问题时我们不难得出,遵循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现行法律框架,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并将善意取得作为处分行为意义上的对无权处分的效力弥补制度,将《物权法》第106条中的“转让”的针对对象界定为物权合同,而非产生债之效果的买卖合同,能够更好得体现民法的精神,其法律技术也存在明显优势。
然而,基于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现实,尽管德国法中的物权行为理论存在解释上的优越性,但若将其直接适用到我国的实践中来,将导致《合同法》第51条和《物权法》第106的文义上的对立和内容上的矛盾。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解释的途径寻求对现行法局限性的突破。基于对我国立法现实的认知和实践意义的考量,我们仍可以在进一步贯彻《物权法》第15条对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加以区分的立法精神的基础上,考虑通过司法解释将《合同法》第51条的相关规定解释为处分行为,并认可善意取得制度中作为债权性的转让合同的效力,从而为负担行为的有效性留出解释的空间,从立法层面解决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并促成法学体系的日趋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