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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的决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3 11:39:15  浏览:8219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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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的决定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的决定

(2004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决定对《河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作如下修改:

第四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行政部门应当对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做好对民营科技企业统计、人才教育培训、信息咨询、科研技术开发项目立项、科技产品认定、科技成果鉴定等工作。其它有关部门按其职责加强管理和服务,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条件”。

本决定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河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根据本决定修改后,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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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故意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对犯罪行为危害结果的是否明知,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主观方面的重要标准。如何判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以确定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本文结合两则案例对此做一些探讨。

案例一

2008年3月,杨兵、王长利代理北京20余人在J省C县社保局办理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之后转移到北京社保接续(此种行为被称为“异地补填”)。C县社保局将补缴的保险费用60%留下,把40%转移到北京。

在此案件中,杨兵负责联系补缴保险的人并收取费用,王长利给C县社保局转递过一些资料和费用。杨兵共收取20余人150余万元,其中转到C县社保局20余万元,给王长利5万元。其余全部为其所有。检察机关认定杨、王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是诈骗犯罪。



案例二

行为人张某因为对涨工资不满,就在销售的产品中设定停机的密码,造成销售给客户的机器在他设定的时间同时停机。此行为给公司造成上百万损失。司法机关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私财物罪。

一、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不是对犯罪的明知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表明行为人具有犯罪的故意。对危害结果明知道什么程度,刑法没有规定。就一般刑事犯罪而言,行为人都会认识到行为的危害结果会构成犯罪。但有些可能意识不到其行为会构成犯罪,但对危害性还是有认识的。明知会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这一危害结果而故意为之,证明其已经具备了犯罪的主观故意。

“不知法律不免责”。法律不允许任何人以不知法律为由逃避制裁。司法机关也难以查明行为人是否不知法律。如果行为人主张不知法律就可以免责,刑法就难以有效的实施。行为到底有没有危害?不是根据个人认识确定的,是根据一般人的理解确定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所谓法盲,这些法盲并不是对危害性没有认识,而是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清楚。

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不明知,那么,就缺少故意犯罪中的主观要素而不构成犯罪。刑法上并不要求对危害结果明知道“犯罪”的程度,只要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就具备了故意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二、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内涵

如何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笔者认为主要是从犯罪的客体、因果关系、主观恶性等方面进行判断。

第一、直接犯罪客体。

虽然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属于犯罪的主观方面,但是,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能脱离犯罪的客体。一般的犯罪客体是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而每个犯罪都有直接客体,刑法分则根据犯罪的直接客体区分不同的罪名,它是每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决定犯罪性质的重要因素。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仅包括对某种行为没有规定不得为罪,也应包括没有犯罪客体的行为也不得定罪。

就案例一案件而言,表面上看,侵犯的客体是补缴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实际上,司法机关定罪折射出来的侵犯客体是犯罪嫌疑人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如果不存在对这一客体的侵犯,这个案件就不构成刑事案件,而是一个纯民事案件,是一个债务纠纷。之所以将已经转移到北京的养老保险关系取消,是因为北京方面认为J省C县社保局的做法错误,并不是因为王长利、杨兵收取被害人的代理费。这是问题的本质。那么,王长利、杨兵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显然不能。补缴是通过了C县社保的审查,没有理由让王长利、杨兵认识到经政府审查认为合法的行为也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

第二、直接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中,会有许多链条。每一具体的因果关系都是环环相扣,在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中,追根溯源,不能割裂互相之间的联系。“案例一”中的结果是补缴保险人的社保落空,交付的保险费打了水漂,由此推论其代理行为是诈骗性质。这一推论就是将因果链条的中间环节断裂开来。这一因果关系应是“代理行为→C县补缴社保→转到北京续接”。北京社保将接续行为认为无效,将这个结果的原因归结为王长利、杨兵的代理行为,跳过了C县补缴社保这一中间环节。

造成北京社保接续不能的结果,是北京和J省对补缴社保政策的理解不同。如果北京与J省对补缴的政策、理解相同,20余人在J省已经正式补缴了社保,就不会发生接续社保作废的情况,也不会造成补缴社保的人认为自己被骗。王、杨收取代理费的行为也就成为正当的,至少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对危害行为结果的判断,只能对自己的行为直接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判断,不能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结果进行判断,否则就导致客观归罪。

第三、主观恶性。

对犯罪的认定是对行为的认定,但为什么犯罪的构成中必须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如果没有主观要件,无法从行为的外表下区分罪与非罪。劫匪开枪杀人与警察枪杀劫匪,结果都是人的死亡,但二者性质截然不同。仅以行为定罪,劫匪和警察都是杀人犯。这就陷入了客观归罪的泥潭,将善恶美丑、是非曲直混为一谈。犯罪的法律结果是刑罚,刑罚的目的是矫正,矫正就是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使行为人从思想上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不再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和程度的大小,可以从行为的过程中进行观察、分析。王长利案件,在行为前为防止异地补填被确认无效的结果,特意咨询了政府的管理部门,在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确认符合规定的答复后,才实施的代理行为。

事中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和有无。如行为的责任能力、动机、目的、手段等。王长利在这一案件中虽然收取杨兵所给的5万元,但他从没有向“被害人”做过虚假承诺,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并且为异地补填积极与C县社保局进行联络沟通,确认异地补填的合法性。代理当事人寄送资料、代为收款、转款。案例二的张某在停机事件中,明知停机会损害公司信誉、造成公司经济损失,却诡秘设置停机密码。反映出这两个案件中的被告人对危害结果具有不同心理状态。事后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在事后是如实坦白、真诚悔罪、自首立功、积极退赃、及时抢救还是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毁灭证据、订立同盟。

三、是否明知危害社会结果的判断标准

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出判断:第一、根据正常人的常识,能够认识到其性质,就可以判断其对危害结果是明知的。法律禁止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认识到行为性质是犯罪,必然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结果。

第二、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希望或放任行为的发生,就说明其已经具备犯罪的主观故意。案例二中的张某,已经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论其是否认识到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工作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工作的若干规定

1985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是国家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一项重要的调查研究工作。司法统计对于党和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法律,对于人民法院掌握情况,改进审判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有重要的作用。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加强法院司法统计工作,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及时和统计工作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特作如下规定:

一、司法统计工作的任务
(1)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对法院工作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积累和提供统计资料,实行统计监督,为审判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司法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
(2)上级人民法院管理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和指导全国法院的司法统计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统计工作中应与本级政府统计机构加强协作,在业务上接受指导。
(3)上级人民法院应具体布置统计工作的任务;经济检查各项工作完成的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情况;推广经验,表彰先进,采取措施,帮助后进;利用多种形式培训司法统计人员。
(4)各级人民法院要把司法统计作为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由院长或一名副院长主管。
(5)司法统计工作由研究室(处、科)管理;尚未设立研究室(处、科)的法院,由办公室管理。

三、司法统计机构和人员
(6)最高人民法院设统计处;高级最高人民法院除个别暂不需要的外,应设统计科;中级人民法院一般应配备两名专职统计人员;基层人民法院应设专职统计人员,有的只设兼职的,其兼职不能过多;人民法院应由一人兼管本庭的统计工作。
(7)各级人民法院应配备工作责任心强、熟悉审判业务、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统计人员,并要组织他们认真学习统计知识和法律知识,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8)统计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不得轻易调动。必须调动时要报告上级人民法院的主管部门,并慎选合适的人接替,做好交接工作。

四、司法统计人员的职责
(9)统计人员负责汇总统计数字、填写和报送统计报表;建立统计台帐;开展统计分析;按照规定提供统计资料;对统计资料进行整理、积累和归档;对下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各庭的司法统计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10)统计人员有权检查下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各庭的统计卡片、报表及台帐的填写情况;有权督促下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各庭按时报送报表或者其他统计资料;发现错误时,有权要求填报单位或者填写人纠正。
(11)统计人员要事实求是,如实填写报表,不得虚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任何人不得侵犯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如有违反,应依照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分析情况,追究责任。

五、司法统计的原始记录和报表
(12)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的刑事、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均应以收结案登记卡片为统计的原始记录。来信来访统计,以登记簿为原始记录。
(13)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应由收案人在统计卡片上填写案号、案由、收案日期等项目后,分别将收案卡片和结案卡片交统计人员和承办人员。承办人员应在结案后把结案卡片填写齐全,及时交统计人员。
(14)统计人员收到收结案卡片后,要认真进行核对,对漏填、错填的项目要及时查清补正,不得将错就错或者随意填写、涂改。
(15)各级人民法院月报表统计数字的起止时间,均应从当月的第一天起至最后一天止。
(16)统计人员在汇总填表后,要认真进行检查核对。在确认无误后,再填写填表日期、签名盖章交核表人。
(17)基层人民法院主管统计工作的院领导,中、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办公室)的领导应亲自审核报表,在确认无误后签名盖章。
(18)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的统计表,应于次月二十日前寄出。中级人民法院向高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向中级人民法院的报送日期,由高级人民法院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规定。

六、司法统计资料的积累和分析利用
(19)各级人民法院应按月将能够反映法院工作情况的基本数据及其他常用的统计资料加工整理,建立统计台帐,以便日常掌握和使用。
(20)各级人民法院对建院以来的历史统计资料,应抓紧时间整理,建立健全司法统计资料档案。
(21)统计人员应每季、半年、一年开展综合性的统计分析(有的还可以逐月进行统计分析),并根据具体情况不定期地开展专题性的统计分析。
(22)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应注意通过统计资料了解审判工作的基本情况;对从数字中反映出来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可组织力量进行深入调查。

七、司法统计工作的考核
(23)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工作要进行考核,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以增强统计人员的工作责任心,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促进司法统计工作的开展。
(24)考核的主要内容是报表的质量和报送时间,以及统计工作其它任务的完成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考核标准。对于成绩突出者,可给予适当鼓励或者奖励。
(25)上级人民法院可将下级人民法院统计工作情况及时通报,以便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八、司法统计工作的现代化
(26)司法统计工作要逐步实现国家对统计工作统一提出的要求,即:统计指标体系完整化,统计分类标准化,统计调查工作科学化,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统计计算和数据传输技术现代化,统计服务优质化。
(27)各级人民法院要抓紧配备微型电子计算机和传真机,注意做到统一机型,统一软件,逐步在全国法院系统建立现代化的统计信息计算体系。
(28)在逐步装备先进设备的同时,要注意组织统计人员学习电子计算技术的基本知识,掌握电子计算机的操作技术,充分发挥现代化设备的作用。

九、司法统计资料的对外提供和保密工作
(29)司法统计报表是国家的机密和绝密资料,要注意保密,不得泄露和遗失。对泄密和失密行为,应依照国家关于保密的规定,严肃处理。
(30)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资料应及时整理、立卷、归档。司法统计资料档案由档案部门保管,但不负责提供统计资料。
(31)各级人民法院向上级人民法院报送的统计报表,应由机要通信寄发或者由专人报送,以免遗失;使用电话报告统计数字时,可用报表的顺序编号(即行、列号)代替项目名称,以免泄密。
(32)对省、自治区、直辖市等较大范围的年度综合性统计资料,特别是死刑案件的统计资料,要严格控制发送范围。
(33)索取统计资料,必须严格履行批准手续。各级人民法院内部各单位需要统计资料的,由该单位负责人批准;本级党政领导机关及有关政法部门需用统计资料,必须持有该机关的正式介绍函件,并经本院领导批准;其他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原则上不予提供。确有必要时,应具函说明所需内容、指标范围及用途,由该单位领导签名批准,并经本院领导批准。上述批准证明和介绍函件由统计人员登记留存。
(34)司法统计资料,一般仅供内部使用,未经提供资料的人民法院有关领导批准,不得在公开的文件中引用或者对外发表。有关单位抄录的统计资料,一律不准转给其他单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