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爱国卫生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爱国卫生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号
《重庆市爱国卫生条例》2003年5月29日经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3年6月1日
第一条 为了推动爱国卫生工作，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和公民健康水平，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爱国卫生工作是指以强化公共卫生意识，预防和控制疾病，减少危害健康因素，改善环境卫生，倡导文明卫生习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目的，由政府组织、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卫生活动。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全民参与，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原则。
第五条 本市实行全民爱国卫生义务劳动、周末卫生日、爱国卫生月、卫生责任区、卫生单位检查评比等制度。
第六条 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安排，使卫生状况的改善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统一管理、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爱卫会办公室是同级爱卫会的办事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日常管理工作，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爱卫会应当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负责辖区内的爱国卫生日常管理工作。
第八条 单位应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负责本单位的爱国卫生日常管理工作。
第九条 爱卫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实施有关爱国卫生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统一规划、部署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
（三）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各单位履行其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职责，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价；
（四）组织动员全社会参加爱国卫生工作的各项社会卫生活动；
（五）提出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六）组织协调开展农村改水改厕和全民健康教育活动。
第十条 爱卫会实行委员部门分工负责制。委员部门由同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及有关单位组成。下列委员部门主要职责：
（一）卫生部门负责公共卫生、疾病控制的管理工作；
（二）市政部门负责城市市政、市容、环境卫生的管理工作；
（三）建设部门负责城市建设项目的卫生管理工作；
（四）民航、铁路、交通部门负责机场、港口、码头、车站和公共交通工具的卫生管理工作；
（五）旅游、园林、林业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星级宾馆、旅游景区（点）的卫生管理工作；
（六）工商和商贸部门分别负责集贸市场和商贸餐饮业的卫生管理工作；
（七）环保部门负责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管理；
（八）教育部门负责学校卫生管理工作，督促各类学校开设健康教育课；
（九）农业、水利部门和爱卫会办公室负责农村改水改厕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十）文化部门负责文化娱乐场所和相关旅游景点（区）的卫生管理工作；
（十一）宣传、新闻、广播电视等单位应采取多种形式，搞好爱国卫生宣传、监督和健康知识普及工作；
（十二）公安部门负责对在爱国卫生管理中发生的妨碍公务的行为进行查处；
（十三）其他各委员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爱国卫生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十二条 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按照国家和市的卫生城市标准，制订创建规划，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卫生管理和总体卫生水平，按期达到卫生城市的目标。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结合村镇建设规划，组织开展以改善农村饮水卫生条件、修建卫生厕所和搞好环境卫生为重点的卫生镇、村建设。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应按照国家和市规定的标准，搞好室内卫生和规定范围内的室外环境卫生，爱护城市环境卫生。禁止下列行为：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头及各种食品包装等废弃物；
（二）乱倒垃圾、建筑渣土、污水、粪便等；
（三）在市区内饲养家畜、家禽；
（四）携带犬、猫等宠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区、县（自治县、市）政府所在地城区市场、商场（店）、饭店、餐厅、医院、学校、展览馆、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游乐场、候车厅、候机室及其他室内公共场所。
第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生物制品厂、屠宰场等产生有毒、有害废弃物的单位，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要参加爱卫会组织的爱国卫生义务劳动、周末卫生日、爱国卫生月等活动。
单位和个人应按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要求进行灭杀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的活动，消除其孳生环境条件。
第十七条 城市房屋拆除前，建设单位必须按国家和市的相关标准进行灭杀老鼠、苍蝇、蚊子、蟑螂。
工程承建单位必须清除建筑工地内的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的孳生环境条件，开展灭防活动。
第十八条 申请设立灭防老鼠、苍蝇、蚊子、蟑螂有偿服务专业机构的单位或个人，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后，应在五个工作日内持工商营业执照到所在地区县（自治县、市）爱卫会办公室备案。
第十九条 工商、药监、卫生、农业、公安等有关部门应按职责分工依法管理灭鼠药物和灭杀病媒生物药品、器械。
禁止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使用剧毒急性鼠药。
第二十条 各级爱卫会要开展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鼓励创建无吸烟单位。
在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一）医疗机构的候诊区、诊疗区和病房区；
（二）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
（三）学校的教室、实验室等教学活动场所；
（四）公共电梯间、公共交通工具。
在下列公共场所除指定的吸烟区外禁止吸烟：
（一）各单位的会议室、室内体育场（馆）的观众区和比赛区；
（二）影剧院、音乐厅、录像厅（室）、游艺厅（室）、歌（舞）厅；
（三）商场（店）、书店、展览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档案馆的阅览、展示厅（室）；
（四）邮政、电信和金融、证券机构的对外营业场所；
（五）飞机、火车、轮船及乘客等候室、售票厅。
第二十一条 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禁止吸烟的管理制度，并设置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
个人有权要求在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的吸烟者停止吸烟。
第二十二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专门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卫生监督制度。
第二十三条 各级爱卫会根据工作需要，可聘任爱国卫生监督员，承担爱国卫生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爱国卫生监督员在具体实施指导和监督时，应当主动出示证件。
第二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有权制止和举报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对单位和个人的举报，市和区县（自治县、市）爱卫会办公室应及时受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爱卫会通过监督检查和评比活动，督促各地区、各单位开展爱国卫生工作。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爱卫会对在爱国卫生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授予荣誉称号，或给予其他形式的表彰和奖励。
对已获得爱国卫生荣誉称号的单位或个人，已不符合爱国卫生荣誉称号条件的，由授予称号的机关取消其荣誉称号。
第二十七条 爱国卫生未达标的单位不得被评为文明单位。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或区县（自治县、市）爱卫会办公室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九条 违反第十七条规定，不进行灭杀、灭防活动的，由市或区县（自治县、市）爱卫会办公室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爱卫会办公室指定专业机构代为灭杀、灭防，其发生的费用由相关单位承担，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第二十条规定，在禁止吸烟区内吸烟的，由所在地爱卫会办公室或相关职能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在禁止吸烟区内设立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的，由所在地爱卫会办公室对相关单位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携带犬、猫等宠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由交通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携带犬、猫等宠物进入区县（自治县、市）政府所在地城区市场、商场（店）、饭店、餐厅、医院、学校、展览馆、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游乐场、候车厅、候机室及其他室内公共场所的，由相关公共场所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犬、猫等宠物在公共场所便溺的，城市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饲养人及时清除，并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有关部门未处理的，市和区县（自治县、市）爱卫会有权督促该部门依法处理；对拒不处理的部门，由同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
第三十四条 爱卫会委员部门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造成不良后果的，由爱卫会提请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爱卫会办公室及其工作人员在爱国卫生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附：
《重庆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相关条文
第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城市环境卫生、遵守下列规定：
（一） 不准随地吐谈、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头及各种食品包装等废弃物；
（二） 不准乱倒垃圾、建筑渣土、污水、粪便等；
（三） 不准将污水排到街面，不准将污物抛倒街面；
（四） 不准车身不洁的机动车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五） 不准在非指定的地点占道设置洗车点、修车点或者洗车、修车；
（六） 不准在公共场所和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内焚烧树叶、垃圾；
（七） 不准在市区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使用燃煤炉灶；
（八） 不准运输散体、流体的机动车冒装或者沿途飞扬、洒漏；
（九） 不准在市区内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
（十） 不准损坏、盗窃、擅自移动环境卫生设施，影响环境卫生设施的使用。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市和区、县（市）城市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建制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对违法个人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对违法单位和经营者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
刑罚执行作为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关乎刑事法律的价值追求和目的能否实现。减刑假释作为最重要的执行变更制度，因其集中体现了刑罚的目的和成效，而成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心。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犯罪高发，先后修正的刑法和刑诉法对犯罪控制作出新的回应。刑事司法以宽严相济政策为指导，也正把实质解决矛盾纠纷作为功能定位，作为“下游”的刑罚执行实现相应的转型已是势所必然。
从执行“惩罚”到执行“变更”
刑罚应当执行，但刑罚不是为了执行而执行。除了死刑罪犯外，其他罪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被认为是可以改造的，罪犯经过教育改造，能够回归社会，而且不再犯罪。单纯地把刑罚执行当成执行惩罚，与“不再重新犯罪”的执行目标背道而驰，纯粹的惩罚不仅不能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反而会使其产生抵触情绪和对社会的仇恨情绪，加剧出狱后再犯罪的危险。实际上，绝大多数罪犯因改造表现好被减刑假释，减刑假释成为刑罚有效执行的标志，罪犯没有被减刑或假释某种意义上恰是刑罚执行缺乏效果的标志，因此，减刑假释理应是刑罚执行的重心。
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把减刑假释作为“执行”—— “优良”的刑罚执行，对改造表现好的及时提请减刑假释，形成鼓励改造的良性循环，除法律规定以外，一般不应再人为就标准、对象和条件等附加限制，对于申诉的也不要一概视为不认罪悔罪，对犯人不同意减刑假释的，也应妥善设法解决。
从惩罚报应到预防矫正
我国刑法目的是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惩罚是报应的需要，其实也是威吓式的消极预防，与报应对应的预防则是教育矫正的积极预防。刑罚的目的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在立法阶段，以报应为基础，侧重面对社会的一般预防；在司法裁量阶段，以报应为主，兼顾预防；在刑罚执行阶段，侧重个别预防，兼顾报应限制和一般预防。可见，在执行阶段，预防是主要目的，但同时受报应制约，这种制约最主要的就是死缓、无期及有期徒刑罪犯的最低实际执行期。
我们应当改变重报应、轻预防的观念，根据犯罪情况和具体改造表现，对宣告刑过重的，运用减刑假释手段，适当加大从宽幅度，避免使宣告刑成为“过剩”刑罚；对超过法定最低服刑期限的，根据不同情况，合理设计罪犯的改造出路。
从犯罪为中心到犯罪人为中心
刑法犯罪论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客观主义以犯罪行为为中心，注重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评价；主观主义以犯罪行为人为中心，注重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我国刑法既不是客观归罪，也不是主观归罪，而是主客观相统一，并呈现出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特征，应当说这是较为科学的。但在刑罚执行阶段，犯罪客观方面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已经评价完毕，在刑罚执行阶段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刑罚预防目的决定的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刑罚执行正是通过矫正改造犯罪人格，消除其再犯可能的人身危险性，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减刑假释所要求具备的悔改表现及假释特别要求的“无再犯罪危险”，正是人身危险性的范畴。即使限制减刑和禁止假释罪犯，从人身危险性分析减刑、假释也并不存在障碍，限制、禁止只是出于报应的需要。
我们应以人身危险性的评价为依据决定减刑、假释，而不是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的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并不一定比盗窃、寻衅滋事严重，长刑期罪犯并不一定就比短刑期罪犯难于改造，相反，实证情况表明长刑期罪犯经改造再犯罪率大大低于短刑期罪犯。在刑罚执行中，应当以个别预防为目标，区分不同罪犯的主体方面特征，有针对性地教育改造。
从重客观改造到重主观改造
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主要依据罪犯的考核得分和受奖情况，在考核比重中，生产劳动占比最大，由此造成了“唯分是举”、忽视罪犯主体差别、以劳动表现代替思想表现的不科学、不公平的客观主义倾向。减刑假释的根本条件是罪犯思想上的悔罪表现，劳动改造好并不等同于思想改造好。所以，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应当重视审查罪犯主观方面思想改造表现，不搞唯分决定论，对于劳动能力差的老病残罪犯、青少年罪犯，更应当不囿于劳动表现，正确认定悔罪表现，最高人民法院新近颁布的关于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从减刑假释失衡到减刑假释平衡
我国减刑和假释适用的比例存在严重失调。对减刑短期功利、缺乏监督制约、适用过多过滥等弊端、副作用，假释行刑个别化、社会化、经济性及有效预防犯罪等优点，认识上已无争议，但假释适用率一直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分析起来，减刑倍受青睐，假释备受冷落主要是因为减刑适用无风险，假释适用风险大，假释“不致危害社会”的实质标准过高，假释事后监管缺位。如果说这些原因是客观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修改后的刑法和刑诉法将死缓罪犯和无期徒刑罪犯实际服刑期限提高，监狱监管压力加大；将假释实质条件修改为“无再犯罪危险”更加科学，减轻适用判断难度；确立社区矫正制度，对假释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加强事后监管教育等新情况下，我们需要审视：假释适用产生了什么变化？假释率有没有提高？如果没有提高又是什么原因？
关于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模式设想显然较长时期内不够现实，比较现实的是促进减刑假释结构平衡。提高假释率的制度、环境、条件均已具备，关键是如何从实务操作上改进。首要的是引导执行机关对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及时提请假释，提请是前提，人民法院不仅要对提请假释的进行审查，对提请减刑的也要进行审查，如采用假释更合理的就应当予以变更。其次，合理分流减刑假释。对服刑期限超过1/2的，根据犯罪主体、原判刑期、剩余刑期情况，将罪犯分别引入减刑和假释的渠道，为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原则上应对剩余刑期较短的罪犯采取假释方式。
从专门控制到合作治理
犯罪可以控制，却无法消灭。犯罪发生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犯罪来源于社会，也必须在“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解决。我国受单纯国家本位主义和犯罪是侵害国家利益理论的影响，国家在惩罚和控制犯罪中处于垄断地位，监禁刑处于刑罚主导地位。监禁化的效果被证实差强人意，而行刑社会化方兴未艾。刑法、刑诉法的修正适应新形势，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正是专门力量加强与社会合作治理、控制犯罪理念的反映。人民法院应当与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以及社区组织加强合作，在假释适用上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预前评估和事后参与作用，努力改善刑罚执行方式，优化犯罪预防效果。
从审理行政化到诉讼化
目前的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方式基本是：执行机关集中报请，法院集中办理，执行机关怎么报，法院一般怎么批。这种以监狱为主导的法院审批做法实际上是行政审批制，存在不够公开透明、仓促办案等弊端，也不符合准司法程序的性质。新颁布的减刑假释司法解释向诉讼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人民法院应当推进减刑假释审理程序诉讼化改革，注意听取检察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和社区组织以及被害方的意见，构造有关各方充分参与的诉讼模式。通过诉讼化的程序，增强裁定的公开透明度和可信度，最终使假释像缓刑适用一样形成一套成熟可行的制度、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