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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产品责任法中产品缺陷的比较研究

　张琪（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在法理学上，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缺陷”属于法的要素中的事实概念。这种事实概念如同其他许多事实概念一样，是一种法律化的事实。即这种事实的性质、范围是由法律来界定的。它体现了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和价值选择，也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发展水平的标志。产品缺陷是构成产品责任的前提；有关产品缺陷的规定，是产品责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中美两国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产品缺陷的定义及产品缺陷的分类等作一比较，以期为我国产品责任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种参考。

一、产品的定义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 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规定：“产品指具有真正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件交付的物品。但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份除外。”从立法技术上讲，中国法律同时使用了概括法和排除法来界定产品。根据上述规定，产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经过加工、制作。未经加工、制作的天然物品不是本法意义上的产品，如矿产品、农产品、加工。制作包括工业上的和手工业上的。电力、煤气等虽然是无体物，但也是工业产品，也应包括在内。第二，用于销售。因而只是为了自己使用的加工、制作品也不属于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有些学者认为，使用“销售”不如使用“流通”更为准确。大概主要因为有些产品是企业为了营销目的无偿赠送或作为福利分发交付消费者。其实，“用于销售”不等于经过销售。只要产品是以销售为目的生产、制作的、不论它是经过销售渠道到达消费者或用户手上，还是经过其它渠道，都属于《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产品、因此，似无必要用“流通”代替“销售”。然而，笔者不同意赠与的产品、试用的产品不属于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的观点。比如厂家将自己生产的新产品或某些产品以赠与、试用、买一送一、买大送小等无偿赠送的方式送与用户，这些产品虽然可能“未投入流通”，但是，以销售为目的生产并以营销目的交付消费者的，这类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应当允许受害人提起产品责任诉讼。

几种有不同意见的产品。（1）经过初级农业加工的畜牧、家禽、猎物、渔产。有些学者持肯定态度。另一些学者则将这类物品排除在外。笔者认为没有理由将这些产品一概排除在外。如我国有些南方地区的人民有食用河豚的习惯，如果有人购买经过加工的河豚食用后中毒，应当允许受害人向产品的提供者索赔。（2）血液。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将它排除在外，但是美国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中将血液也作为产品。法院的理由是：血液是一种包含在侵权法重述（第二版）402A节的意思内的“产品”；这种产品是被“出售”的；这种血液处于一种对使用者的不合理的危险的缺陷状态。法院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使医院承担严格责任，以保护病人。笔者认为血液不仅应作为产品责任中的产品，而且是一种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产品。（3）智力成果，象计算机软件、图书、视听资料等。中国法律尚无这方面的规定。在美国，法院在不存在担心妨碍言论自由的情形下，对错误地提供成文信息适用严格责任。一系列判决将航空地图视为产品，判决航空地图的出版商对因信赖该航空地图而造成飞机失事所致伤亡承担严格责任。有位美国法官将计算机软件分为以标准件在市场上批量销售的通用软件和依其定单专门设计的专用软件。通用软件生产商将产品投放于商业流通渠道，处于控制危险的较为有利的地位，分摊产品事故费用的能力比较强，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而专用软件是为特定的特定目的设计生产的，生产规模较小，分散损失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不需要对专用软件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在中国，软件市场和软件消费者日益扩大，将通用软件作为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是有必要的。

二、产品缺陷的定义与分类

产品缺陷是导致产品责任案件发生的第一个因素，也是确定产品责任的首要环节。正确界定产品缺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学术上，在美国与中国，都存在着比较多的分歧。分歧最后都集中在产品缺陷的标准上，在中国又集中在一些技术性指标上。

1．中国法律中产品缺陷的定义。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有关人士撰写的条文释义指出：“不合理的危险…‘是指产品存在明显的或者潜在的，以及被社会普遍公认不应当具有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表现为存在可能危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因素／标准，“是指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依据之一，是安全、卫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指标。即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则可判定该产品存在缺陷／换一句话就是说／判定产品是否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以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指标作为判定依据。”尚未制定有关标准的，以社会普遍公认的安全、卫生要求，作为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依据。

在现代社会，有关产品质量和产品其它性能的指标、规格、标准，是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管理的重要工具。对于什么是产品质量，国务院于1986年发布的《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中规定：“产品质量是指国家的有关法规，质量标准及合同规定的对产品适用。安全和其它特性的要求”。1988年制定的《标准化法》将中国的标准体制划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所谓国家标准，是对全国经济，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而又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标准，它包括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要求等。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指在全国某个行业内统一的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指某一地区范围内统一的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又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乙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对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企业，要依法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

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定义与《民法通则》对产品责任中的缺陷产品的表述、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即将产品缺陷与一定的产品标准直接联系起来。这样作的好处是：如果缺陷产品同时违反了产品质量标准，原告可以通过证明产品不符合标准证明产品有缺陷；法官可以借助产品标准判断缺陷产品。

但是它也带来一些问题。这样作的消极后果至少有三个：首先，模糊了产品责任作为严格责任与一般侵权责任的界限。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的精神是：产品不符合标准，疏于管理，就有过错，就有责任；反过来，产品符合标准，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就没过错，就没责任。而这与产品责任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即严格责任是不和谐的。其次，造成对缺陷产品认定的困难，“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与“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构成确定产品缺陷的双重标准，这后一个标准在对产品进行质量管理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却难随人意。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与前一个标准的矛盾，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实践中，可能出现虽然符合质量标准但却具有危险性的情况。”比如新开发的产品，虽然符合某种质量标准，但却可能存在致人损害的危险性。同时，当新产品的开发与相应的产品标准的制定存在时间差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再次，容易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不利于公平地保护消费者。因为产品质量标准的制订与生产者的参与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有关产品质量的行业标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加之几十年来政企不分的历史，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与企业标准不能不受到企业利益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这些标准也不能不偏向干生产者而不可避免地忽视消费者的利益。

在美国，人们对某些看似客观的企业标准是不信任的，同时也将政府制定的安全标准与民事责任区别开来。美国侵权法专家普儒瑟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指出：“工业界不被允许建立他们自己的行为标准是一般的法律，因为他们可能会受到节省‘时间、努力和金钱’的动机的影响”o勒冈州最高法院大法官林德指出：“这是真的，即符合政府安全标准一般不被认为否定一个对危险性缺陷设计的起诉，但是如果说从来不能这样作也是过于简单化了。这种符合的作用应当逻辑地视情况而定，包括所符合的具体政府标准的目标被设置得高于还是低于确定生产者的民事责任的标准，以及所达到的安全与成本的平衡。当政府涉足产品市场确定安全标准时，它经常将自己限制于要求防止最公然的危险的最低限度的保护措施之内，然而却低于当时的民事责任标准。”

从理论上看，我国法律中产生双重标准的原因，是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产品缺陷与产品暇疵的区别。虽然有的学者以《论产品暇疵》为题论述产品缺陷。但它们是不同的。《产品质量法》在规定产品缺陷的同时，在第十四条第2款之（二）也使用了“暇疵，’的概念。有关人士的解释是：“本法所称‘暇疵’，是指产品质量不符合本法第14条规定的使用性能，或者不符合采用的产品标准、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明示担保的条件，但是产品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未丧失产品原有的使用价值。”梁慧星教授指出：“所谓‘缺陷’是指对于使用者或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的危害性。这与合同法上‘暇疵’，仅指产品规格质量不符合法定或约定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2，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缺陷产品的定义。在实践中引用比较多的是《侵权法重述调第2版》402A的界定：“不合理危险的缺陷状态”。撰写者对“不合理的危险”的解释是：“超出了购买该商品的普通消费者以对它的特性的人所共知的常识的预期。”比如，威士忌是一种烈性酒，过饮会致醉。对于这种危险，正常的消费者都能认识到，因而不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如果威士忌中含有杂醇油或被兑以工业用酒精，则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因为正常的消费者不会希望自己所购买的威士忌中含有会使人失明甚至丧生的工业用酒精的。

对402A有关缺陷标准的解释向来是美国法院遇到众多问题的原因。有些人认为：“不合理危险的缺陷状态”整个词组为责任提供了标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定义存在着有关缺陷的双重标准，即“缺陷状态”和“不合理的危险”。有些人仅仅依据其中之一作标准。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克罗宁诉奥尔森公司案中就拒绝适用“不合理的危险”的标准，在这起案件中，原告在驾驶一辆运送面包的卡车时；由于突然刹车而受伤。肇事原因是车上一些由铝制搭扣扣住的面包架向前倒塌，将原告冲到车外而摔伤。原告的证人证明，搭扣失效的原因是由于在金属中含有某些气泡和有机物质，因而很不牢固。在案件一审时；法院拒绝被告的要求，即让原告证明该车具有缺陷，而且此缺陷对使用者或消费者存在“不合理的危险”。最高法院在上诉审时坚持了这一立场，它指出：“我们认为，如果继续要求原告人证明该缺陷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就会不断增加和加重他的证明负担，这意味着在本院曾开辟的领域里的一个退步”15加州最高法院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是严格责任，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与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行为不合理，实在不容易区别。

有些中国学者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检验出来的产品对人身、财产有损害的危险”也当作是合理危险，此种观点值得考虑。因为此处所讲的是产品缺陷的标准，而“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检验出来的产品对人身、财产有损害的危险”本身就是不确定的、需要判断的，如果将它作为一种标准，会在实践中造成无法判断的问题，且很容易偏袒制造商。

3．产品缺陷的种类。多数美国法学作品将产品缺陷分为三种，即：制造缺陷；设计缺陷；警告缺陷。

中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中并没有对产品缺陷的明确分类。与美国法学作品中产品缺陷的分类相比，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的特点是：（1）对产品缺陷的分类同时在《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加以规定。（2）对有关的产品缺陷的规定分布在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以及经营者的义务中。（3）从条文的数量分布看，警告缺陷与制造缺陷远多于设计缺陷。（4）由于依靠有关标准，模糊了产品责任中严格责任与疏忽责任的区别，增加了消费者和用户求偿的难度。

三、制造缺陷

制造缺陷，顾名思义，是由于制造过程出现问题而产生的缺陷。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4条（A）指出：“为了确定产品制造上存在的不合理的不安全性，审理事实的法官必须认定：产品脱离制造者控制时，即在一些重要方面不符合制造者的设计说明书或性能标准，或不同于同一生产线上生产出的同种产品／它可以是由产品的零部件导致的，象飞机高度仪导致的飞机失事案17也可以是由产品的装配过程造成的，象艾思克拉诉富来斯诺可口可乐装瓶公司案个也可以是产品的原材料有问题造成的。

在美国目前的产品责任领域，制造缺陷井非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一旦归责原则从疏忽责任变成严格责任，兔除了原告对于被告疏忽的证明负担，制造缺陷的案件就变得相对容易起来。实际上，这类案件，即使依据疏忽责任的标准，被告也应当是有责任的，只是在证明和审理上，费时费力，且对原告不公平，原音由于财力的限制而时常面临败诉的危险。

与美国形成对照，中国产品责任案件中，大部分缺陷产品属于制造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

四、设计缺陷

1、设计缺陷的含义与判断标准，设计缺陷是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的缺陷。如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平托汽车油箱爆炸的索赔案。平托的油箱和后部结构设计存在着事故隐患，当汽车在以每小时20至30哩的速度行驶中碰撞时，油箱会因碰撞起火爆炸，消费者将面临严重伤害或死亡的危险。如果改进设计（增添加固和减震装置），油箱因碰撞而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但是制造商没有那样作，因此构成设计缺陷，《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4条（B）款对设计缺陷的规定是：“为了确定产品设计上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审理事实的法官必须认定：产品在制造时即存在造成原告损害或类似损害的可能性，这类损害的严重性在价值上超过制造商为设计能够防止这类损害的产品所承受的负担，以及替代设计对产品实用性的相反影响。”该款还不厌其烦地开列了五项判断设计。缺陷有证明力的证据事例，这在一个方面说明，设计缺陷的判断远比制造缺陷要难。
从物权法的角度看待汽车租赁业的困局

胡文苑


法制日报在2005年11月22日，刊登了陈煜儒的文章“骗卖 车祸 罚单 汽车租赁业的三道法律沟壑”。文中谈到汽车租赁这个朝阳产业正面临三道法律沟壑：骗卖，车祸，罚单。骗卖的情况主要是指骗租人在汽车租赁公司骗车后，很快以低价出手，待到汽车租赁公司发觉后，跑去要车时，购得人理直气壮的提出“钱拿来，车可以还．”理由是车是他花钱买的。而且骗车案一般都是跨地区，甲地作案，乙地销赃，往往牵涉到几个经侦大队。各地公安机关往往将收车人的行为认定为善意取得，要求租赁公司与收车人协商解决。
对于上述行为，有观点认为,车辆的抵押、质押或转卖，应当办理登记或过户手续，收车人的行为明显违法。这里分两种情况：一是收车人明知车是骗来的，他的行为就构成共同诈骗（笔者：其实此观点不够严谨，应该说如果事前就知骗车的事实，构成共犯无碍；如是事后得知，则只构成销赃罪）；二是收车人不知车是骗来的，但价格明显偏低，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律，再加上没有合法的过户手续，就可推定为销赃行为。上述案件的收车人根本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刑法博士宋德新。
对于宋博士的观点笔者有不同的见解，构成犯罪的就不谈了，但是如果收车人不知骗来的情况，仅凭价格过低，就推定为销赃行为，能勉有客观归罪之嫌。笔者认为民法的问题最好还是用民法的手段解决。首先我们来看看，现行的车辆登记手续，具有怎样的法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 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九条 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机动车登记审查工作，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发放机动车号牌或者要求机动车悬挂其他号牌，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的式样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并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及时办理转移登记。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当事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可见依据目前的法律法规，机动车的登记，过户手续，只是机动车取得上路行驶资格的一个充分条件，并不具有行政确权的性质，只是登记车主具有该车所有权的初步证据。而在物权法草案中进一步明确了机动车属动产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二十七条　动产所有权的转让和动产质权的设立等，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第二十八条　船舶、飞行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可见机动车又属特殊的动产，它虽然不像不动产那样明确所有权的转移时间以登记转移的时间为准，如果未经登记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但是它也不像一般的动产那样仅以占有作为物权所有的公示方式，或是具有十分确定的推定效力。而是规定了，未经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或设定抵押权没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具体来说，购车的双方，在合同生效后，车辆交付之时，虽然未经登记但所有权既已转移，但是这样的转移方式，物权法并没有赋予受让方未经登记，仅凭转移占有而取得的所有权一般意义上的对世权。而是一种受限的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所有权。如果原车主将已移转的机动车抵押登记（因为登记的车主仍是他，他有此条件），或是一车二卖，后手又完成过户手续的话，基于前手不具备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后手取得所有权可以请求交付车辆，或是该车要负担抵押权。而前手只能向出卖人请求损害赔偿。
基于以上的分析，让我们从物权法的视角考察，从骗租人那购得车辆，第三人（买受人）可否取得车辆的所有权？笔者认为买受人要取得车辆的所有权，关键要看其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对于动产或不动产，如果占有人或是出让人无处置权，而买受人要取得所购之物的所有权的话，现在学界的通说是买受人购得所购物时，并不知出让人无权处置该物之事实，并且买受人对该交易已尽合理谨慎之义务，可以认为买受人是善意的。除此之外，笔者觉得有必要增加两个要件，一是无权处置物权的出让人表面上有足以使人信其为有处置权的表征。二是买受人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因为对善意取得的保护，实质是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即在交易安全、经济秩序与本人（真正物权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在骗车案中，因为机动车的登记不具有公示的效力，故也不产生一般意义上的公信力，现在的行政法规规定的机动车登记行为也不产生行政确权的法律效力。故机动车的物权公示还是以一般占有，使用、控制为宣示物权的方式。故买受人从骗车人手中购车，如果不知情，基于对占有公示、公信力的信赖，及占有权利推定原则的保护（占有人是基于本权而占有，无权占有是例外）。我认为善意取得第一层次的要件已经具备。即不知情和交易中尽合理谨慎义务。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层次的要件，即骗车人是否表面上有足以使人相信其有处置权和买受人有否支付合理对价。而这一层次的要件是对本人（真正物权人）保护最大，也是单个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平衡的最佳均衡点。
笔者个人认为骗车者要满足第二个层次的要件是十分困难的。其中无权处置物权的出让人是否表面上有足以使人信其为有处置权的表征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标准，要根据不同的交易，不同的交易对象，灵活区别对待。而骗车者往往是很难做到使人相信其有处置权的。这里要根据买受人的具体专业技能，来确定表面上能够使人相信其有处置权的表征具体标准是什么。举例如果买受人是车界从业人员，而骗车人往往是急于脱手，因其车是租来的——车况、车情肯定不熟。在交易中对车辆性能及车况的介绍要不一问三不知，要不就是漏洞百出。对于车辆规费的交纳，及其车险的参保多半语焉不详。这时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车界从业人员或是驾龄较长的驾驶员来说，对于出让人（骗车者）如果其没有合理解释，那么对他的出让人资格应存在强烈的置疑，即使他占有了该车，有有权处置该车的初步证据。但是出让人（骗车者）并不拥有让人表面上足以相信其有处置权的表征证据。因为作为车主对车况、车情应该具有基本的了解。这里骗车人是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但如果，买受人的专业经验不足，对信无权处置人有处置权的表征证据标准应根据买受人的专业知识适度降低。
合理对价是买受人购买骗租车，该交易是否能受善意取得保护的另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重要构成要件。因为买价明显偏低，又没有合理解释，这一行为的本身就使人生疑。这里合理价格的确定要根据买受方谈判能力的强弱，和经过有法定资格的估价机构的评估价来确定。笔者认为交易价格低于估价的30％即可认定为未支付合理对价。之所以将合理对价作为善意取得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标准，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该标准的确立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达到纳什均衡点。下面借助一下法的经济分析方法论证一下该标准的合理性。
假使对价是合理的，该交易价格是在市场信息充分对称的情况下形成的，那么我们就可认为该价格包含了所有形成价格的有用信息，那么以此交易价格成交的双方效应应是等同的，我们特别注意到买受人，如果他支付的是合理价格，那么不管他是从真正的物权人还是从无权处置人购得车辆，对他来说效用是一样的，因为取得的成本一样，而且满足度也是一样的，故效用一样。而不同的是地位不同的出让人，在骗车出售案中，无权处置人是100％的获利，而真正的物权人因车辆的被骗，故是100％的损失。但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是均衡，因为车主的损失，刚好是骗租者的获利。故面对这种情况，法律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保护购车人的所有权，因为除了车在其手可能更有效率外，还有经济秩序、交易安全的考虑。而车主的利益应从骗车者的损害赔偿中填补。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利益填补，补偿车主的损失；二是培养汽车租赁业的行业审查标准及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如GPS定位系统的运用，如果客户不在合同约定的运行范围内行使，那么汽车租赁公司的预警机制就应做出响应）。但如果受让人是未支付合理价格购得车辆的。那么社会总体的利益均衡就被打破。因为此时，买受人从真正物权人或是骗租者购得车效用明显不同，后者远远大于前者。因为虽然满足度一样，但是从后者取得的成本明显低于前者。这样就造成了整个利益的失衡，产生了外部性，获利的有骗车者和买受人，买受人得的比他应的更多，因为他取得的成本低了。这就是外部性，受损的只有车主一家，如果不撤销骗车者和买受人的合同，那么该交易的市场外部性就无法消除，这样正常的市场秩序就不能维持，人人买脏车，新车没人买。目前的实证就是自行车市场，新车的交易萎缩，二手车市场活跃，原因就是打击不力。大家故均购买成本较低的二手车，因为新车和旧车对人们的满足度相差不大，人们为追求效应最大，于是纷纷选择买旧的自行车。故在骗租车出售案中对未支付合理对价的交易，应予撤销，保护车主的所有权，买受人的损失应向骗车者追尝。这样的安排好处在于建立等价交换的交易秩序，维护正常的贸易流转。
至于租赁车辆在租赁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作为车主的租赁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车主承担责任的基础在于控制说或是运行利益归属说，凭心而论，一旦车辆被租，公司就很难对其控制了，控制权完全掌握在司机的手中，运行利益也很难谈的上，因为租赁公司只收取一定金额的租赁费，而客户去租车为的就是取得运行利益，故客户才有该车的运行利益。在汽车租赁期间，租赁公司与车的关系更像车辆与挂靠单位的关系，好比收取一定的挂靠费而已。而且交通事故说到底是一侵权责任，所以产生连带责任的基础应是共同加害行为或是共同危险行为，但是在这里，租赁公司均不符合共同侵权的要件，故对于车祸的损失，笔者认为租赁公司应在其租赁业务受益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不是负连带责任。具体来说承担赔偿的补充责任，赋予汽车租赁公司先诉抗辩权：即在保险公司，司机承担责任后，当事人向上述相关当事人尽最大努力追索，仍不得偿部分，由汽车租赁公司承担；例外的是因提供的汽车质量缺陷造成事故或未投保第三者责任险造成受害人求偿不能的，租赁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至于“罚单”问题，因为交通法为求执法便捷，也是加大车主的监管义务，在行政机关无法确定行政违法具体当事人的情况下，特别是借助电子手段，非现场执法的情况下，也可处罚车主。对此风险的化解，只能借助技术进步和信息共享，将汽车租赁企业的所有租赁车辆在交通执法部门备案，一旦出现违法的情况，及时将车辆租赁情况通知交警部门，便于其执法。也可在开展业务时收取适当保证金，和要求客户填具授权委托书，便于租赁公司代替客户处理违章。
作为一项新兴的行业，汽车租赁的开始难免要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这就要求我们法律人要在现有的框架内，运用辨正的思维取得利益的平衡点，为该行业的发展制定有效的制度框架，建立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效率的行为预期，使法的规范作用达到极至。

（作者单位 杭州市西湖区行政执法局）